一个月前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悉尼的王伯东先生，曾在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中受枪伤。作为惨案的幸存者，他在今年“六?四”26年纪念中，以自己的亲身遭遇揭露了中共所谓“六?四”镇压学生时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
26年前，王伯冬才27岁，是一位个体户。他告诉大纪元记者：我当时在天安门西南角前门大街，6月3日晚上大约9点钟左右。中共就已经开枪杀人了。只听到有人喊：侩子手、法西斯或解放军开枪了！那子弹就打过来了。
王伯冬说，我的右大腿跟部被子弹击中，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大概一年以后才完全恢复。他们杀人用的是”炸子“（也叫开花弹），打进去后开始是一个小孔，然后慢慢的肉就往外翻，不断的翻，翻了二十分钟，伤口就越来越大。我一开始没有感觉痛，但是翻起来后就开始痛。记得当时子弹扫过来后，我周围很多的人都到下去了。但是中共却对外说没有打死一个人。这是谎言，我就是一个活见证。
他说，我被打伤后，被抬上了救护车，护士不让我动，因为可能会伤及动脉。当时车上有4个被救的人，有一个躺在我上面的人可能是重伤员，他的手突然就垂下来了，血流到了我的身上，我问护士他是否死了，护士不让我说话，然后她把那个人的手放回去。我估计他是死了。
我被送到离前门500米远的急救中心，我侧躺着能看到在我的左边大概有四、五十人。在那里我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被送到1公里外的宣武医院。
我在宣武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我家人3天以后才找到我。一位骨科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医院总共连死带伤收治了273人。还不包括受轻伤的和因害怕跑掉的。我住院期间，警察和解放军来医院里面调查和登记，问我们怎么受伤的，去那里做什么。他们还问医生取出来的子弹头在哪里，医生说给病人了，他们就把子弹头从我们这儿全部收走。我出院后问医院要我的病历，医院说都被收走了，被公安局全部查封了。 共产党把这些罪证销毁后，向全世界扯谎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 。
王伯冬讲到，我在国内20多年一直在支持天安门母亲的请愿，我在94年和齐志勇等朋友去过丁子霖家，后来一直没有办法再去，因为她被看得特别严。每年丁子霖会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在请愿信上签名，我说：签，每年都是如此。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在天安门被打死或打伤的人的家属，都不敢出来支持丁子霖，因为他们担心共产党太残忍，担心会有更多家人受迫害。
北京的警察在重要节日和外国政要访问北京期间，都会把我看起来。你在家，他们的车就停在你门口，时常敲一下门看看你在不在家，就这么骚扰你。当时支持北京游行都是正义的事，时间长了，邻居都问我：过了这么多年怎么警察还找你啊？左邻右舍都觉得奇怪，你到底什么事？搞得我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有时我说到一个朋友家，他们送你过去；你去店里，他们就开车送我去，然后在店里坐着，后来把周围的店的生意也影响了，最后我的店也就关了。
王伯冬说，26年了，我一直在想把“六四”的经历公布出来。现在到澳洲了，我也自由了，也不怕他们，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为国内民主人士提供更多的声援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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