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重
来源:正见网
一、教育安抚百姓的五事
明代杨昱《牧鉴.抚字》记载：
事一、韦景骏担任肥乡县令，正逢黄河南北地区饥荒，他亲自巡视乡里百姓，说服人们互通有无。教育安抚百姓，因此只有这个县的百姓，免于流离失所。
事二、殷侑在唐文宗时，担任昌义节度使，当时正是战乱饥荒之后，尸骨遍野，城里长满了荆棘。殷侑单身一人上任，安于粗茶淡饭，与下属同甘共苦，用仁义恩惠，治理百姓。一年中，流亡的民户，拖儿带女，返回家乡，户口开始增加。储存的粮食，很充盈，以至腐烂，上下安定。
事三、郭禹在唐僖宗时，担任荆南留后，正逢兵荒马乱之际，只有十七户人家。郭禹振奋精神，处理政事，安慰、召集贫穷的百姓，开通商贸，重视农耕。到他老年时，荆南百姓增加到有一万户左右。当时的藩镇，各自致力于扩张兵力，互相残杀，没有人关心百姓的生计。只有华州刺史韩建，召集安抚流散的百姓，鼓励农耕纺织，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北韩、南郭。
事四、陈良翰主管瑞安县，这个县的民风强悍，难以治理，有人劝他要严厉威慑，用弹压的手段来治理。陈良翰感叹道：“县令是爱护百姓的官吏，爱民如子，还恐怕他们不来归附，何况起用武力进行威慑，这样做，他们还有什么依靠呢？”
事五、真德秀（人名）担任潭州知州，废除了官府卖酒的专利，免去了百姓按斛交纳米面，向朝廷申请免除官府名为购买、实际上为摊派的议价粮，以此恢复民力。设立能够储藏五万石粮食的惠民仓，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卖出粮食。又购买粮食九万五千石，分别在十二个县，设置社仓。在每个乡，设立养育幼儿的慈幼仓 和救济贫民的义田。各军营中，生病的士兵，死了还未埋葬的人，怀孕的妇女和要结婚的人，都多少不等地供给他们财物。
二、爱抚百姓如待家人一样
《清史稿?循吏陶元淳传》记载：
陶元淳，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官至崖州知州。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陶元淳被任命为海南昌化知县，到任后，首先确定赋役数量，以平摊并交纳米，代替地税，把劳役分摊于地税中。裁减革除杂税，从市街、村里，提供宴会和行旅物品开始，相互遵循，以尽力耕耘为职业。县隶属于琼州，与黎族人居住地为邻界，以前设有土屋的关口，限制黎族人出入，管理的小吏因缘为奸。陶元淳上任后，立即将这些弊政撤去。统一度量衡，厘定法度。使黎族人感觉方便。县城中的居民，以前不满百家，到现在，户口渐渐增多，而繁华起来。
陶元淳常常步行到乡村街巷，到处访问民间疾苦，爱抚百姓如家人一样。
三、民足才能国安，目前形势危急！
汉代贾谊《新书?无蓄》记载：
大禹有十年的粮食储备，所以能免去九年的水灾；商汤有十年的粮食积蓄，所以战胜了七年的旱灾。粮食储备，是天下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而财货有余，做什么事不能成功呢?攻城就能夺取，守城就会坚固，打仗也能取得胜利，安抚招徕远方的民族归顺，有什么招不来的呢?
管子说：“仓库充实，人民知晓礼节；衣食富足，人民懂得荣誉和耻辱。”百姓的生活需要，不能满足，而可以进行治理，从古至今，从未听过这样的事！古人说：“一个男人不种地，就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人不织布，就会有人因此而受冻。”财物的生产，受到时间的限制，而使用消费，却没有节制，这样物资必然匮乏。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十分了解这一点，故而积蓄粮食，以为凭藉。如今人们废弃农业而趋向商业，消耗粮食的人口太多，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损害农业生产的太多，是天下的大祸；骄奢淫逸、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增长，更是天下之大灾啊。
人们公然地做破坏危害的事，却没有人来制止；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没有人来拯救。生产粮食的人甚少，而浪费粮食的人甚多。天下的形势怎能不危急？民足才能国安，目前形势危急！
四、以民生为重
元代张养浩《庙堂忠告?重民》记载：
听说古代的帝王，在给下属授予宰相官职时，就向下官（宰相）跪拜。我（张养浩自称）想：以帝王的尊贵，为了他的百姓这样贬低压抑自己，曾经怀疑这事，而觉得不可取。后来又想到，国家之所以昌盛，四方的民族之所以平定，朝廷之所以兴盛，宗庙社稷之所以长久地受祭祀的原因，没有人民，不可能这样。上天把亿万百姓的性命，托付给帝王，帝王把亿万百姓的性命，托付给宰相，这就知道宰相是为君王保护百姓的，帝王，是为上天、为祖宗保护人民的。上天把百姓托付给我的祖宗，祖宗把百姓托付给我，敢不尊敬，敢不谨慎吗!假如承受了他们的托付，却不能让百姓生活顺利、安居乐业，反而烦扰他们，虐待他们，像对待猪狗一样的对待他们，像对待茅草一样对待他们，那就是背逆上天、并违背祖宗的托付，来自己扼杀自己的国家，这可以吗?那些做百姓的，固然不敢同他计较，但是对上天之心，对祖宗之心，他能没有什么不安吗?我曾经说，爱护百姓的没有超过上天的，没有超过祖宗的。上天生养百姓很难，祖宗得到百姓更是困难。帝王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兢兢业业，以百姓的生命为重。听说对百姓不利的事就会铲除它；看到对百姓有利的事，就兴办它；州郡的长官不称职就不任用他。现在养鹰牧马的人，所掌管的事情，不过是帝王使用的一件东西，而别人尚且因为他们是内廷侍者而尊重他们；刺史和县令，则是为祖宗为国家治理百姓的人，反而看作不紧要而怠慢蔑视他们，这样对百姓还不如对鹰犬，承受祖宗国家寄托一方生灵的人，反而不如内廷侍者，难道不是颠倒、丧失规矩吗?大概下级所做的事，总是看着上级的。在上层的人，果然有尊重百姓的心，那么天下不太平的事，从古至今还没有过。
所以，帝王在给宰相授予官职时，就向下官跪拜，下官受拜任职后，必须尽忠职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
五、“不恤民，无异率兽食人！”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梁惠王说：“我愿意高兴地请您指教！”
孟子问：“用棍棒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说：“没有差别。”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厨房里有鲜肥的肉，马棚中有健壮的马，可是百姓却面有饥色，郊野中也有饿死的人的尸体，这相当于率领野兽一起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们尚且厌恶，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处理政事，却也免不了如同率领野兽一起吃人，又怎能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说：‘第一个制木偶、陶偶用来陪葬的人，真该断子绝孙啊!’因为木偶、陶偶酷似真人，用来陪葬，尚且不被允许，又怎么能让百姓挨饿致死呢?”
六、“官吏是为民做事的，不是收括民财的！”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滕文公询问如何治理国家。
孟子说：“为老百姓办事情，必须抓紧，是刻不容缓的。《诗经》上说：‘白天出去割草，晚上通宵搓绳，抓紧时间修房屋，很快就要春耕播种了。’”
老百姓的通常状况是：有固定产业的人，才有安分守己之心，无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安分守己之心。如果没有安分守己之心，就会放荡任性，胡作非为，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百姓犯了罪，然后再惩办判刑，这是在陷害百姓。哪里有行仁道者，在位却陷害百姓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必须谦恭节俭，平易近人，向百姓征税，要按一定的制度。阳虎（人名）曾说过：‘想发财就不能讲仁爱，讲究仁爱，就不能想着发财。官吏是为民做事的，不是收括民财的！”
七、“利益应归于百姓”
汉代刘向《说苑?君道》记载：
河间献王说：“大禹曾说：‘百姓没有食物的，我就不能驱使他们；功业成就不能造福于百姓的，我就不能使他们努力干。’所以他疏通黄河，开凿三峡，使长江与众多的支流沟通，疏导五湖之水，使之东注于海。百姓也确实劳累，但是却不叫苦，原因就在于利益都归属于百姓。”
八、与其杀不辜，宁失于有罪
汉代贾谊《新书?大政》记载：
赏罚一定要十分慎重，所以，与其杀无辜，不如先放过有罪的人。对于那些犯了罪的人，如果有疑问，就先放过他们；对于那些有功的人，即使有疑问，也要奖赏他们。这样就不会出现没有犯罪而被诛杀，也不会出现立了功而未被奖赏的现象。要千万记住啊！赏罚一定要慎重，古代的人建立刑罚制度，是为了禁止坏人作恶，振奋怠惰之人。所以，对于犯人有疑问就先不杀，使他有改过的机会；对于有功的人，即使有疑问也要奖赏，使百姓由此受到鼓舞。这样就能使官吏有仁爱的美誉，使百姓有服从管理的名声。放过有疑问的罪犯，这是宽仁；奖赏有功的人，这是信誉。要千万记住啊!慎重地对待百姓，那么诛杀罪犯就不会引起百姓的忌恨；奖赏有功的人，就不会引起百姓的误解；不要夸大百姓所犯的罪责，而加重处罚，不要抹杀百姓的功绩，而不予奖赏。官吏做了错事要劝止，用道义来辅佐、规正他；百姓做了错事要怜悯、而饶恕，引导他走上正路，赦免他的罪过，以怀柔的方法宽容他。那么，虽然是不肖之徒，也能感化他，使他遵纪守法。古代的圣贤之君，之所以看重臣民，也就是这个道理。
九、与民争利，何以养民？
宋代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灾异后合行四事》记载：
北宋庆历三年(104年)，范仲淹上奏疏，建议取消盐茶专卖，允许商人自由贩运。他说：天下的茶和盐，出产于山海之中，是自然界给予人们的好处，用以养育万民的。但秦汉以来，常有官府垄断山海资源，百姓很多违犯禁令。现在又禁止商人自由买卖，只准官府自行运销，造成官府疲于运输和贮藏。对于百姓私自贩运的，就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服役；用不正当手段而掠取的，就要被处以死刑或发配充军，每年要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种惩罚。这是官府同老百姓争利，实行这些制度，都不是古代圣贤的做法。如以官府自行运销所获得的收益同准许商人自由买卖所缴纳的税收相比较，朝廷所能增加的收入并不多，而带来的弊病又不能消除，这就有待于陛下明智地加以决断了。臣请求陛下，下令改变全国的茶盐法令，一律准许商人自行买卖，以便省去严苛的刑罚，消除官府在运输和贮存中所消耗的大量劳力，以获得长久的利益。这也是有助于陛下修养仁德和省去严刑的事情。
十、民以食为天
《宋书?文帝纪》记载：
国家以百姓作为存在的根本，百姓把粮食作为生存的主要条件。所以一个农夫不耕地，必然就会有人挨饿。粮仓装满了以后，人们自然就会讲究礼节。百姓要是贫穷，家里没有隔夜之粮，赋税徭役稍有偏颇，百姓就会发愁；一年的庄稼没有收成，就会有很多人家穷病交加。实在是由于政德不为人所信服，才渐渐造成这样的弊端，或者是由于耕种的土地不够广阔，纺织工作做得不够，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所致。
十一、周宣王不重农事，终遭溃败
《国语?周语上》卷一 记载：
周宣王即位后，废弃了天子亲耕的籍田礼。虢文公为此劝他说：“您这样做不对啊。农业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祭祀时供奉上天与祖先所用的谷物依赖农事，老百姓的繁衍生存，依赖农事；朝廷百官的俸禄，依赖农事；和睦协调团结亲密的关系，来源于农事；生产中的分工合作，国库的财政收入，依靠农事；农业繁荣为国家强大昌盛，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古代，农官是最重要的官职。古时候，史官要按节令去观测土地，看到太阳直射的天数越来越多，冻结的土地已经开始消融，农祥星开始出现在南方的天空，太阳和月亮在天庙星所在的天空交会，土地中春的气息开始升腾。农忙的时节就到来了!
“在农忙这段时节，天子应把农事作为头等的大事，千万不要追求眼前利益，让农民在此时来服役，耽误农时。最好是在农闲的冬季，操演武事，春夏秋三季，应让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才能使出兵征讨时威风凛凛，平时财力物力，供应也充足。如果大王您真能做到这样，便是上合天意，下顺民情，不但祭祀用品能按时奉上，而且也能布施给老百姓丰厚的财物。现在您想继承先王的大业，而却又放弃先王赖以兴业的农事，这样做只能使祭祀的用品匮乏，使老百姓贫困，怎么能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呢?”
周宣王没有采纳虢文公的建议。致使民穷国困，军备不整，周朝的军队，被姜戎的军队，所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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