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每个中国 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处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
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共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 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 问毛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XX，载X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 插进衣领，张部长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XX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穿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汾西矿务局的李XX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腊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听了，哈哈大笑。他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 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 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 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当时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 》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着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着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
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 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 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着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 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和毛一起造假，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 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 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 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一封抗议书：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銹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
文章 来源：《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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