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澳洲新闻
反日示威怎么针对的是中国人
地区差异和东南互保 这次的游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地区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不是说地区上都完全一样的，当然我们说最高层可能决定了组织反日游行，但是在反日游行搞到什么程度，暴力要达到什么程度，在这个之间还是有极大的操作空间的。 这次我们看到几个情况，一个就是东南最开放的地区，比如上海、广东、深圳这些地方，控制得就相对比较好。尤其是当地人参与的不多。根据当地的消息来看的话，参与的多半是外地人，这个差异之大，足以使有人联想到清末的〝东南互保〞。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西方11个国家同时宣战。当宣战的诏书下到中国各个地方的时候，当时的邮政大臣盛宣怀要求各地的电信局，把这个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和宣战诏书扣押，就只给各地的最高官员看，并且电告各地不要服从这个命令。而当时李鸿章也回复朝廷说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当时是两广总督。这个电报后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的最高官员，他们就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就是请这些国家不要进兵到长江流域和各省的内地，而这些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凡是在东南签署条约的各个省区也会得到保护，这个就叫作〝东南互保〞。这件事情使得满清政府威信扫地，从此各个省也开始军阀化，而奠定了辛亥革命枪响以后各省宣布独立的契机。 我们看到其实各地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从上面这个地区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地区的打砸抢的行为确实是有人操纵的。在这件问题上谁最有动机和最有能力来操纵？从动机上面看的话，中央政法委的维稳系统是最有动机的。薄熙来事件以后，中央政法委和周永康虽然没有直接遭到像薄那样的命运，但是他们是确实经历了权力被分散被削减一系列的打击。做为一个特殊的权力利益集团，它的存在是以社会动荡做为它的权力来源的，做为它的权力基础的，它是最有制造社会动乱和社会混乱的动机的。 像这一次和砸日系汽车、洗劫商店的暴行有关的，多数都和警方有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公安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由于孙志刚的案子，全国要求取消收容制度的时候，公安就以无法完成社会治安来威胁，致使后来出现了实质性的反覆，也使得全国要求取消非法的劳教制度的努力始终没有办法实现。公安就是以不干了，让社会去动荡来做为威胁。 政法委和政法委所控制的整个司法系统，最主要的部分是公安，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有动机而且也最有机会来这样做。因为社会动荡可以证明政法委维稳的重要性，使得政法委不仅可以保住现有的权力不至于进一步的被削减，甚至还有可能收复一些失地，也很难说，因此他们是最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抵制日货的个体和政府行为 最后我就想谈一下抵制日货的个体行为和政府行为。我一直认为抵制日货也好，或者抵制什么国家的货物也好，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个人的自由，就说你可以用各种方式，现在网路也很发达，你可以公开自己抵制日货的理由，你可以透过公开的方式来号召别人也能够加入，但是所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理由强制别人也去抵制的，更没有权力去破坏人家的财物，因为抵制它本来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表态。抵制一定是自己有损失的，因为你抵制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如果是一个不好的产品，它自己就淘汰了，如果贵那就说他比别人更好所以你去买，这些都有选择的，因此一个不好的产品不需要抵制，抵制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产品。 像我自己我就抵制过一阵子索尼的产品，那是有一次去听张纯如介绍她的新书——《南京大屠杀》。她当时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位美国电影导演在知道她写这本书以后就告诉她的，说他拍了部电影，讲的好像当年被日军俘虏的美军和盟军战俘的故事，电影拍出来以后说是被索尼封杀了10年，我当时也没有太弄清楚索尼怎么能封杀，好像跟索尼买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点什么关系。因为这部电影当时这个导演就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赞助下拍的这部片子，如果他不发行他就没办法，好像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已经不记得了。听了张纯如介绍以后我就开始不买索尼的产品了，这也是自己不买，根本也没告诉别人，也没做别的事情，就抵制了三、四年，反正当时所有索尼产品其他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所以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不方便，而且我也不是抵制所有日本产品。直到有一天我需要买一个摄相机，而那个时候这种功能的摄相机只有索尼有，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抵制就结束了，后来也没有抵制过其他什么东西。 个人抵制，不管是什么产品，怎么抵制，抵制多长时间，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一样做。像在美国有些公司，由于人权、工会、劳资关系等各种原因，经常也可以看到有人在某个商家的门口打着标语抵制，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他可以告诉进这个商店的人我为什么要抵制，我希望你也不要去买他的东西，但是他不能阻拦别人进商店买东西，那是违法的，警察可以抓他。这是个人抵制，那是有充分理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抵制任何他想抵制产品。 但是做为政府它想抵制的话，最好不要打民间的幌子，因为很简单，它只要停止对日贸易就完全可以做到了。它停止对日贸易，比任何游行，比砸任何日系汽车，比抢中国人开的疑似日本店，更全面更彻底更有效，还不会误伤那些无辜的同胞，除非误伤无辜而不是惩罚日本，正是这个政府行为的真正目的和动机。 全文如下：
今天和大家谈一下钓鱼岛的事情。先谈一下习近平在失踪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露面了，他参加了一个农业大学的科普活动，官方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两个星期没有出来。当然，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出来不出来，官方宣布不宣布，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两个星期不出来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官方也没有义务为他解释，但是在两个星期没有出来，是取消了三次重要的外事活动，这个问题官方就应该做个解释的。 好，我们不谈那个。就谈谈农业大学，最近中国的农业部门在各个部门当中，应该算是最威武的了。习近平失踪了两周，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结果一出面就选的是农业大学；另一方面，农业部管辖的渔政船，现在经常出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争议海域里面，就跟海洋局的海监船一样，担负的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大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不太明白，宣誓一个国家的主权本来是外交部和军队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任务要让农业部来承担，无论从宪法和法律上，好像都讲不太通。如果农业部的渔政船、海洋局的海监船，就能够起到保卫领土和领海的作用的话，那么花那么多钱去养海军、造航母干什么呢？ 为什么是钓鱼岛而不是海参崴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还再来谈谈钓鱼岛。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钓鱼岛？钓鱼岛事件已经热了好几天了，各种观点都说得不少了，我在这里就不想重复这种观点，我就谈谈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钓鱼岛，而不是其它的地方。 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土地很多，我们就不说远的，不说清朝，就说中共建政以后，中国人民所谓从此站起来的1949年以来，就失去过很多土地，就有毛泽东当礼物送给尼泊尔的珠玛朗玛峰南麓，本来珠峰的南北都是中国的，毛泽东说以珠峰为界，一下子就把珠峰的南面，一大块土地就送给了尼泊尔，所以当时中国登山队只好从北麓登顶，原因不是说非要找难的路走，而是没有办法，因为南麓已经给尼泊尔，尼泊尔不让我们从南麓登顶；果敢地区给了缅甸；中印边境1962年打了一仗，仗打胜了，土地却给了印度。当然还有江泽民和俄国1999年签署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永久割让了在满清开始就被俄国占领，但是一直中国没有承认的那144万平方公里土地。 不说远的，就说这一次APEC会议召开地点，这个名字中国官方的媒体一直使用着，叫作俄罗斯远东海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城市其实是有一个中国名字的，叫海参崴，为什么不能叫？就像美国的三藩市（英文：SanFrancisco），中国的媒体一直叫旧金山，为什么不能叫海参崴？如果说历史上曾经被我们拥有，就是我们的土地的话，那么海参崴应该比钓鱼岛多很多理由，属于中国的。而且按照当时定的这个约定，1996年海参崴就应该归还给中国了，结果到了2001年7月份，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普金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一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代表中国正式通过官方文件承认海参崴及其周围的远东地区，永远不再成为中国的领土。 还有的长白山，长白山的天池一大部分已经割让给了北朝鲜。这些领土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见大家提起过，而突然之间一个不毛之地，连住的人都没有的一个海上的小岛，引起这么大的纠纷。 要说这个土地所有权，从主权，从领土完整，从出产丰富，从人员的居住，各种条件来说的话，在这么多失去的土地当中，任何一块土地都应该比钓鱼岛更有优先权得到我们的关注。我认为从官方的角度来看的话，钓鱼岛它是和日本的纠纷，而日本是属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阵营的，在意识形态上是中共的敌人。当然在历史上，在各个西方国家当中，在侵略过中国的国家当中，唯一和中国发生过长期战争的就是日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还有一个在占领土地方面和中国战争打得最久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俄国。海参崴是和俄国的纠纷，而俄国早年在苏联时期，就是中共的主子和盟友，即使后来曾经跟中共翻过脸，还是属于自家人打架。前苏联解体以后，几经波折，中共最终把俄国当作是中共对付世界普世价值的一个盟友，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对俄国占领的土地只字不提，而去集中在钓鱼岛。 另一方面就中共的态度，它通过各种宣传教育的途径，把中共的观点在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就是说经常提醒大家，在中共统治期间，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经常被官方媒体介绍和提醒的就只有一个，就是钓鱼岛，而北方的144万平方公里，在中共官方媒体当中是只字不提的。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如果谁敢开一条船到海参崴去宣示主权的话，俄国人二话不说一定开炮打沉掉，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掉俄国海军炮击中国商船，致使多名中国海员丧生的惨剧，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 当然钓鱼岛之所以被提出来，还有很多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包括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一批在美国读书的台湾留学生开始的保钓运动，和当时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有相当的关系，对于这个，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我认为整个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和当局的刻意诱导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从钓鱼岛看中华民族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在看到钓鱼岛这个争端的时候，其实让我想起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华民国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容易，就是看了钓鱼岛争端以后，分外感到当年中华民国从北洋军阀统治，一直到中华民国抗战期间，终于废除了几乎所有西方列强和满清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后来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基本上摆脱了外患的国家，所剩无几的不平等条约，或者是不平等条约当中的残余的内容，到了中共手里以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有的只是更多的丧权辱国。 像我们刚才举的割让和赠送给周边国家土地的问题，到现在号称是第二大经济体，居然连钓鱼岛这个不毛之地都搞不定，有什么脸面去批评满清和民国！满清所割让的土地，除了一块以外，其它都是经过战争打不过人家才割地赔款的。中共是在一仗都没有打，甚至是在打胜了战争以后，失去了土地的。一个号称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这个政党，居然没有做到当时中华民国已经做到的，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当中的那些残余部分，它都不能够废除，相反的还把它肯定下来了。就是说，真正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使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站起来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背后的维稳力量 再看一下这次的维稳方面的力量。很多证据表明这次在中国大陆各地大规模的游行，和后来发生的一部分城市的打砸抢的行为，是有警方参与的，这个部分地区在反日游行当中的砸日系车、洗劫商家、趁火打劫的行为，显然是得到警方的默许、鼓励，而有的根本就是警方组织的。像西安游行的时候，组织砸日本车系的某个人，经过网民〝人肉〞以后，发现是西安的一名优秀派出所所长，网上还有被他强制拆迁受害者的控诉。 所以网上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在游行的时候，有人敢喊一嗓子，说我们去政府大楼去抗议，他周围能有一半人掏出手铐来。 在湖南打砸抢平和堂的这个集会，现在知道是《株洲日报》组织的，而《株洲日报》是当地株洲市党委的机关报，也就是说这是和当地的党委有直接关系的。而一个报社，我想给它一百个胆子，它也不敢去组织任何一个游行示威，因此它肯定是在更高层的要求下这样做的。 还有很多例子，像在河北沧州〝反日保钓〞游行的视频当中，人们看到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小轿车站着一个挥舞着中共的旗子，喊着反日口号的人，有人认出来，他是当地的交警队长。在山东威海，公安局长带头在佳世客游行保卫钓鱼岛。在湖州长兴，一个中国企业八佰伴被洗劫一空。在这个队伍里面，打的是五星红旗。而这次我们也看到在各地游行队伍里面，都打出毛泽东的像和五星红旗，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的像和五星红旗跟反日倒是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中共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华民国的军队全力以赴的在抗战，才使得中共能够发展起来，而中共在抗战期间和日本侵略者勾结，暗算主导抗战的国军，才使中共最后夺取了政权，所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来访的日本人士表示不要道歉，中共感谢日本的侵略。事实上，正是日本入侵，才使得中共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夺取政权，所以毛泽东说的感谢，应该是他发自肺腑之言。在游行队伍里面，打着五星红旗，打着毛泽东像进行打砸抢，倒是符合中共革命的性质。 从全国反日游行来看的话，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绝对不可能是自发的。当然，说这个游行本身不是自发的，不表示说参与的人都不是自发的，我相信参与的人当中，有相当多的确实是出于爱国情绪而参加的。 为什么说这个游行不可能是自发的呢？中共执政以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比如说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除此以外，还从来没有发生过长时间的，自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茉莉花革命期间，就仅仅是网上传说有人要上街散步，就出动了大批的军警到各个城市的中心广场去防范，结果每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便衣警察比那些疑似散步的人要多几倍、甚至几十倍。 从这几点来看的话，这几天这么大规模的反日抗议，应该是最高层的决定，它还不仅仅是某个派系私下搞的，因为这一搞的话，它马上就牵涉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日关系的走向，甚至还有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重新评估，甚至会影响到下一步国内经济的发展。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似乎还没有哪个派系敢于或者有能力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当然不同的派系，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会不一样，但是最终高层是基本达成一致，才会这样做的。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就是钓鱼岛事件有必要闹到这么大的话，它和中国国内中共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危机，还是有极大关系的。所以有人就说，钓鱼岛事件的升温，中日双方都有国内因素的动机，也有互相配合表演的必要，像这一次在某些城市示威游行之前，日本领事馆已经提前知道游行的时间，和游行队伍的走向，那么这个就显然是有人给他们事先打招呼的了。所以我认为有人担心说是擦枪走火，我相信擦枪走火的事情，在钓鱼岛本身是不会发生的，要发生擦枪走火或者是误打误撞的，只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大街上。 这种抗议活动，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然有很多作用，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可能跟中国现在社会矛盾有关系，就是把这种抗议示威作为一种新的减压阀。任何社会，毫无疑问的，它都有社会矛盾，都有人会不满意，都有不公正。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不是法律问题的话，各种社会矛盾它的解决方案很多，有宗教信仰团体，有社会的草根组织，有各种慈善机构，有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是法律上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法庭打官司，所以在一般的国家，正常的国家，它社会矛盾的削减的途径非常多。 但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宗教信仰是非法的，除非在党的领导下；社会组织是非法的，除非挂靠在党政机关；示威游行是非法的，因为公安局绝不会批准合法游行的申请，至今我们没有看到过，公安局批准了哪个申请，除非是公安局或者是党委自己组织的；法律是没有公正的，打官司是行不通的，而当这个禁止越级上访的规定生效以后，基本上就堵死了社会的最后一个减压阀。 现在还不清楚中共是否把这次游行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来使用，也不清楚如果是的话，将来是不是会定期的用这种方式来减压。但是这种破坏性的释放压力的作法，会不会对社会稳定起到作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地区差异和东南互保 这次的游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地区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不是说地区上都完全一样的，当然我们说最高层可能决定了组织反日游行，但是在反日游行搞到什么程度，暴力要达到什么程度，在这个之间还是有极大的操作空间的。 这次我们看到几个情况，一个就是东南最开放的地区，比如上海、广东、深圳这些地方，控制得就相对比较好。尤其是当地人参与的不多。根据当地的消息来看的话，参与的多半是外地人，这个差异之大，足以使有人联想到清末的〝东南互保〞。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西方11个国家同时宣战。当宣战的诏书下到中国各个地方的时候，当时的邮政大臣盛宣怀要求各地的电信局，把这个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和宣战诏书扣押，就只给各地的最高官员看，并且电告各地不要服从这个命令。而当时李鸿章也回复朝廷说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当时是两广总督。这个电报后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的最高官员，他们就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就是请这些国家不要进兵到长江流域和各省的内地，而这些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凡是在东南签署条约的各个省区也会得到保护，这个就叫作〝东南互保〞。这件事情使得满清政府威信扫地，从此各个省也开始军阀化，而奠定了辛亥革命枪响以后各省宣布独立的契机。 我们看到其实各地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从上面这个地区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地区的打砸抢的行为确实是有人操纵的。在这件问题上谁最有动机和最有能力来操纵？从动机上面看的话，中央政法委的维稳系统是最有动机的。薄熙来事件以后，中央政法委和周永康虽然没有直接遭到像薄那样的命运，但是他们是确实经历了权力被分散被削减一系列的打击。做为一个特殊的权力利益集团，它的存在是以社会动荡做为它的权力来源的，做为它的权力基础的，它是最有制造社会动乱和社会混乱的动机的。 像这一次和砸日系汽车、洗劫商店的暴行有关的，多数都和警方有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公安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由于孙志刚的案子，全国要求取消收容制度的时候，公安就以无法完成社会治安来威胁，致使后来出现了实质性的反覆，也使得全国要求取消非法的劳教制度的努力始终没有办法实现。公安就是以不干了，让社会去动荡来做为威胁。 政法委和政法委所控制的整个司法系统，最主要的部分是公安，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有动机而且也最有机会来这样做。因为社会动荡可以证明政法委维稳的重要性，使得政法委不仅可以保住现有的权力不至于进一步的被削减，甚至还有可能收复一些失地，也很难说，因此他们是最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抵制日货的个体和政府行为 最后我就想谈一下抵制日货的个体行为和政府行为。我一直认为抵制日货也好，或者抵制什么国家的货物也好，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个人的自由，就说你可以用各种方式，现在网路也很发达，你可以公开自己抵制日货的理由，你可以透过公开的方式来号召别人也能够加入，但是所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理由强制别人也去抵制的，更没有权力去破坏人家的财物，因为抵制它本来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表态。抵制一定是自己有损失的，因为你抵制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如果是一个不好的产品，它自己就淘汰了，如果贵那就说他比别人更好所以你去买，这些都有选择的，因此一个不好的产品不需要抵制，抵制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产品。 像我自己我就抵制过一阵子索尼的产品，那是有一次去听张纯如介绍她的新书——《南京大屠杀》。她当时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位美国电影导演在知道她写这本书以后就告诉她的，说他拍了部电影，讲的好像当年被日军俘虏的美军和盟军战俘的故事，电影拍出来以后说是被索尼封杀了10年，我当时也没有太弄清楚索尼怎么能封杀，好像跟索尼买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点什么关系。因为这部电影当时这个导演就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赞助下拍的这部片子，如果他不发行他就没办法，好像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已经不记得了。听了张纯如介绍以后我就开始不买索尼的产品了，这也是自己不买，根本也没告诉别人，也没做别的事情，就抵制了三、四年，反正当时所有索尼产品其他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所以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不方便，而且我也不是抵制所有日本产品。直到有一天我需要买一个摄相机，而那个时候这种功能的摄相机只有索尼有，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抵制就结束了，后来也没有抵制过其他什么东西。 个人抵制，不管是什么产品，怎么抵制，抵制多长时间，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一样做。像在美国有些公司，由于人权、工会、劳资关系等各种原因，经常也可以看到有人在某个商家的门口打着标语抵制，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他可以告诉进这个商店的人我为什么要抵制，我希望你也不要去买他的东西，但是他不能阻拦别人进商店买东西，那是违法的，警察可以抓他。这是个人抵制，那是有充分理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抵制任何他想抵制产品。 但是做为政府它想抵制的话，最好不要打民间的幌子，因为很简单，它只要停止对日贸易就完全可以做到了。它停止对日贸易，比任何游行，比砸任何日系汽车，比抢中国人开的疑似日本店，更全面更彻底更有效，还不会误伤那些无辜的同胞，除非误伤无辜而不是惩罚日本，正是这个政府行为的真正目的和动机。 来源：阿波罗网 相关文章: 本文标签：中共, 习近平, 人权, 保卫钓鱼岛, 保钓, 周永康, 政法委, 普世价值, 朝鲜, 毛泽东, 民主, 民主国家, 江泽民, 自由, 自由民主, 薄熙来, 薄熙来事件, 钓鱼岛, 钓鱼岛事件, 阿波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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