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千古奇人——邵雍

文/明心


邵雍（1011—1077），宋代的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邵雍少年有志，聪慧过人，隐居并读书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宋仁宗及神宗皇帝多次召他授官，都婉拒不受。38岁时他迁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中关于八卦形成的原理以及道家思想，他创造了自己的宇宙观与学说体系，后人称其为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他的卜术非常准确，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渔樵问对》等书。


传说中，邵雍出生之前就有很多异象：他父母在山中行走时，云雾之间赫然出现大黑猿的影像，心有感应，其母受孕。将近临盆之际，庭院中寒鸦遮天，众人都说这是祥瑞的征兆。邵雍刚刚出生，就头发遮面，口中有牙，还能呼唤母亲。


少年时代的邵雍，胸怀大志，发愤苦读。据《宋史 邵雍传》记载：邵雍“始为学，即坚苦自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为了增长见识，他还游学四方，到过齐、鲁、宋、郑等地，回来之后，他感慨地说：“道在是矣。”于是就不再云游。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其好学不倦，就传授给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邵雍以他的聪颖才智，融会贯通、妙悟自得，终于成为名传千古的易学大师。他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对于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


一个“筷”字三种结局预知未来分毫不差


某年春季的一天，邵雍到洛河桥头摆了卦摊。临近中午，一位老农过来问吉凶。邵雍让他抽个字，老农弯腰拿了一个递给邵雍，上面是一个筷子的“筷”字。他抬头对老农说：恭喜恭喜，您今日中午必有口福，快快回家吧。老农回到家，他的外甥对他说：我已等你两个时辰了，今日是我爹的六十大寿请你去喝酒。老农换了件干净衣服，高兴地赴宴去了。


午时过后，邵雍正要收拾卦摊回家休息，南边的车上跳下一个人来说：请先生留步，早听说您神机妙算，请您看看我的命运如何。邵雍让其抽个纸卷，此人捡了一个拆开也是“筷”字，邵雍对他说：从这个“筷”字来看，是不吉之兆，你今日必遭水淋。此人见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就不以为意。一路上快马如飞，跑到家门口却被一盆脏水浇了个正着。原来是他老婆不知他回家，将一锅涮锅水随意泼出，让匆忙赶来的丈夫浑身湿透。

　　

当天下午，邵雍刚走到桥头，就见一人在那儿等候，那人想知道当天的运气。邵雍也让其抽一个纸卷，邵雍看到还是一个“筷”字，就对他说：你今天必有牢狱之灾。那人心想，我呆在家里不出门，哪有可能招灾惹祸？那人回到家中，蒙上被子就睡。不料，睡梦中却被一位妇女骂醒，原来是他家的猪糟踏了妇女家的菜园子。那人火冒三丈，伸手就是一拳。不料那妇女本来就有病，一拳下去就倒地死了。不到一个时辰，几个衙役来把他抓进了大牢。


预测百年后事得道尸解升天


北宋大臣富弼辞官之后居住在洛阳，他与邵雍的关系很好。富弼拒绝与宾客往来，唯独告诫门人说：“如果邵先生前来，无论早晚，都要禀报。”有一天，邵雍来探望富弼。他看看左右没人，就说：“请再拿一把交椅来。”富弼问为什么，邵雍说：“中午时一定会有一位绿衣少年，骑着白马来找您。您虽然有病，也要支撑着接见他。因为您死后，这个人必定要记载您的生平事迹。”到了中午，范梦得来了。十几年以后，范梦得果然被朝廷任命为修撰官，撰写《裕陵实录》，也包括撰写《富弼传》。


1077年的夏天，邵雍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妙，就对司马光等人笑着说：“我要观看万物轮回去了。”程颐担心地说：“先生的病他人爱莫能助，您自己可要想办法调养调养。”邵雍却坦然地说：“调养也没用啊。”冬季的一天，邵雍已经奄奄一息了。临终前他把儿子伯温叫到床前对他说：“我有三个要求，你一定要满足我。第一，我死后不能把我埋在洛阳，要葬在伊川先人茔地。第二，墓志铭要由程颢程伯来写。第三，不要陪葬任何东西，头枕辘轳头，身穿粗布黑衣，衣服要抹上油。入殓时把李家的小秃闺女找来，让她看着。”说完就闭上双眼，离开了人世。


家人和朋友们按照邵雍的遗嘱，入殓的时候把李家的小秃闺女找了来，让她看着给邵雍穿上粗布黑衣，在衣服上抹上油，然后装进棺材，送往伊川墓地。棺椁由八个棒小伙抬着，起初他们觉着重得很，肩膀压得生疼。可是出去十来里地后，越往前走越轻。老人们说，那是邵夫子得道升天了。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那个小秃闺女嫁人之后生了儿子，儿子又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可是这个孙子长大以后专干那些偷棺劫墓的勾当。有一天，和别人嘀咕着要去偷邵雍的坟墓，小秃闺女说：“你们千万别去，邵先生入殓的时候，我看得清楚，里面什么东西也没装，还抹了油。”她孙子问：“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于是邵雍的坟墓便没有遭劫。原来，邵雍死前就料到，小秃闺女的孙子将来是个偷棺劫墓之人。


邵雍的传世之作十首《梅花诗》，极其准确地预言了他身后近千年里中国历史的重大演变。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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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7日星期四

狗吠主人

南朝徐勉，东海郯人。徐勉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很小就自我勉励，恪守高洁的节操。六岁时，恰逢连绵大雨，家人祈祷放晴，徐勉写了一篇祷文，竟被有名望有学问的老人称道。年龄稍大后喜爱学习，同族人徐孝嗣见到他赞叹说：“这就是所说的人中的骏马，一定能到达千里之外啊。”


考试取士时入选甲科，被授予王国侍郎的官职，又补为太学博士。那时每当有事要商定，徐勉就依据当时社会认可的情理判断事情正误，严明而恰当，没有谁能够处理的更好，一同为官的人都效法他。


梁武帝即位后，徐勉为三公，忙于国事，日夜劳累，常常几十天才回一次家。回家时群狗惊叫，徐勉感慨的说：“我忧国忘家，以致如此。”


徐勉虽然身居显要职位，但不经营产业，家里没有积蓄，他将俸禄分送出去以供养穷困的亲族。门客、老友有人随口进言，徐勉就回答说：“别人把财产留给子孙，我把清白留给他们。子孙如果有才，就会自己取得财物；如果没有才，财产终究要为他人所有。”等到他去世，皇帝听说后流泪痛哭。谥号为简肃公。


（事据《南史徐勉传》）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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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6日星期三

古诗中的云（图）

文/智真




古诗中以云象征淡泊无争，表现安贫守道、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涤净着人们的心尘。



云是古代诗歌常见意象之一，如同自然界的云，五彩斑斓，形态万千，古代诗歌中的云意象也具有丰富的意蕴与文化内涵。在很多脍炙人口的咏云诗中，诗人的理想、品质、操守、气节、感悟等都寄寓其中，从中可以感受到其心灵境界、审美境界和人生追求，使人受到启迪和勉励。


人们每每抬头望天，悠悠白云飘然而来，飘然而去，轻盈、透明，一种云卷云舒的气度会引起人无限的遐思。由于云轻、淡、随风吹送、高举脱俗，常成为诗人关注吟咏的对象。诗经《齐风》里便有：“英英白云，露彼菅茅”；战国时屈原在《楚辞》中写道：“青云衣兮白霓裳”，以“青云”为衣“白霓”为裳，寄寓诗人精神上的高洁。云常与青山相伴出现于诗作中，元代张养浩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云山之美：“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白云缭绕在山间，令人神往，绿水倒映着白云，同样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登江中孤屿》）。宋代姚镛访问友人时，竟然“相逢未暇论奇字，先向水边看白云”（《访中洲》），因此诗人也常以云水对举，烘托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意趣。


古语云：“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可见，云与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唐代李白写的“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唐代王维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云以“从龙为霖”的济世之义，被诗人赋予了儒家经世济民之志和道家功成不居的精神，如清代张伯行在《云》中写道：“灵山藏云根，郁郁生岩窦。直上九天表，须臾弥宇宙。乘时作霖雨，遂使嘉禾秀。膏泽遍苍生，普世登仁寿。不自居其功，飘然复归岫”。


云形态万千、瞬息万变，亦常用于比喻变幻不定的世事和时光的流逝。如唐代崔颢在《黄鹤楼》中写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写出对岁月如流、时光不再的感叹；唐代杜甫在《登楼》中写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寄寓着人世沧桑的感慨；宋代岳飞在《满江红》中写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表现出其为国为民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重山水，一弦清音，一片素心……精微处含宇宙，恢弘处见精神。云是诗人的精神家园，古诗中“云”往往与归隐、修行连结在一起，以云象征淡泊无争，表现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象征着无意功名利禄的隐逸精神。无论是田园屋舍的静谧悠远，还是葱郁山川的云飞水动，皆神韵天然，一种自然清新之美、超世拔俗之境悠然铺开，涤净着人们的心尘。


晋代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境，亲切宁静，无尘无染。读了他的诗，人们便想起他的品德，“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归鸟》），诗人以归鸟自喻，有时飞到极遥远的地方，有时憩息在高入青云的山峰；“灵凤扶云舞，神鸾调玉音”（《读山海经》），描绘出云中世界的美妙；“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诗人仰望天边的一抹白云，表明自己洁身自好，弃官归田，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坚持安贫守道的素志，也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风俗淳美的古代社会。


南朝陶弘景在山中修道时写下了：“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以飘逸的白云委婉地谢绝了皇帝的出仕之邀。唐代僧皎然写的：“逸民对云效高致，禅子逢云增道意”，使人们从云意象中，体会出清高旷远的意境。李白写的：“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南山白云对诗人象故交一般友好和亲近，诗人与白云似乎神交已久；他送别友人时写道：“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写出友人无论去到哪里，处处都有高洁的白云相伴，友人的隐士之风尽在不言之中。


缥缈的白云使人想起神仙或仙境。“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古代的游仙访道诗常出现“白云”、“五云”“彩云”等意象。古人向往神仙世界，通过描写永恒的仙境、仙人、仙物，勉励世人踏上修道、向善之正途。如宋代黄庭坚写的“桃源仙境”词：“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水调歌头·游览》）。


“白云”之仙家意象，则使白云出现超然、哲理的意味。古人勤读诗书，修身养性，在传统道家、佛家思想影响下，充满对神佛的正信。唐代王维潜心修道，其诗有一种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禅境，“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佳境……宁静中蕴涵生机，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李白游遍名山大川，求仙访道，昊天、白云等都成为其诗歌中理想空间的广阔背景，如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道：“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仿佛远远望见神仙在彩云里，手拿着莲花飞向玉京。他在《下途归石门旧居》中写道：“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俯仰人间易凋朽，钟峰五云在轩牖”。在他看来，纷扰的人间世事，只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规劝世人要超脱名利，不为物欲所牵累，及时修炼，追求美好的永恒之境。


古人用云寄托了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因此古诗中的云意象既是具象又是理念，清代钱竹初写道：“海上秋风江上莼，尘颜久已怅迷津”、“劳生那复计年华，归识吾生本有涯……他日并登皇甫《传》，始知真契在烟霞”。尘世中的人们早已渴望指点迷津，无限美妙在烟霞的深处，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谛，关注天地永恒的大道，追随宇宙真理，达到生命的永生、永纯和永恒，这是人明智的永远不悔的选择。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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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星期二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三）

文/静远


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進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逆天叛道，无恶不作，使社会道德沦丧，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十四年了，必为天理所不容。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四千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此举顺应天理，越来越多的民众明了真相，做出了正义的选择。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3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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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二）

文／静远


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3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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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一）

文／静远


“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孔子与孟子的“义利观”都是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3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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