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千古奇人——邵雍

文/明心


邵雍(1011—1077),宋代的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邵雍少年有志,聪慧过人,隐居并读书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宋仁宗及神宗皇帝多次召他授官,都婉拒不受。38岁时他迁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中关于八卦形成的原理以及道家思想,他创造了自己的宇宙观与学说体系,后人称其为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他的卜术非常准确,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渔樵问对》等书。


传说中,邵雍出生之前就有很多异象:他父母在山中行走时,云雾之间赫然出现大黑猿的影像,心有感应,其母受孕。将近临盆之际,庭院中寒鸦遮天,众人都说这是祥瑞的征兆。邵雍刚刚出生,就头发遮面,口中有牙,还能呼唤母亲。


少年时代的邵雍,胸怀大志,发愤苦读。据《宋史 邵雍传》记载:邵雍“始为学,即坚苦自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为了增长见识,他还游学四方,到过齐、鲁、宋、郑等地,回来之后,他感慨地说:“道在是矣。”于是就不再云游。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其好学不倦,就传授给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邵雍以他的聪颖才智,融会贯通、妙悟自得,终于成为名传千古的易学大师。他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对于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


一个“筷”字三种结局预知未来分毫不差


某年春季的一天,邵雍到洛河桥头摆了卦摊。临近中午,一位老农过来问吉凶。邵雍让他抽个字,老农弯腰拿了一个递给邵雍,上面是一个筷子的“筷”字。他抬头对老农说:恭喜恭喜,您今日中午必有口福,快快回家吧。老农回到家,他的外甥对他说:我已等你两个时辰了,今日是我爹的六十大寿请你去喝酒。老农换了件干净衣服,高兴地赴宴去了。


午时过后,邵雍正要收拾卦摊回家休息,南边的车上跳下一个人来说:请先生留步,早听说您神机妙算,请您看看我的命运如何。邵雍让其抽个纸卷,此人捡了一个拆开也是“筷”字,邵雍对他说:从这个“筷”字来看,是不吉之兆,你今日必遭水淋。此人见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就不以为意。一路上快马如飞,跑到家门口却被一盆脏水浇了个正着。原来是他老婆不知他回家,将一锅涮锅水随意泼出,让匆忙赶来的丈夫浑身湿透。

  

当天下午,邵雍刚走到桥头,就见一人在那儿等候,那人想知道当天的运气。邵雍也让其抽一个纸卷,邵雍看到还是一个“筷”字,就对他说:你今天必有牢狱之灾。那人心想,我呆在家里不出门,哪有可能招灾惹祸?那人回到家中,蒙上被子就睡。不料,睡梦中却被一位妇女骂醒,原来是他家的猪糟踏了妇女家的菜园子。那人火冒三丈,伸手就是一拳。不料那妇女本来就有病,一拳下去就倒地死了。不到一个时辰,几个衙役来把他抓进了大牢。


预测百年后事得道尸解升天


北宋大臣富弼辞官之后居住在洛阳,他与邵雍的关系很好。富弼拒绝与宾客往来,唯独告诫门人说:“如果邵先生前来,无论早晚,都要禀报。”有一天,邵雍来探望富弼。他看看左右没人,就说:“请再拿一把交椅来。”富弼问为什么,邵雍说:“中午时一定会有一位绿衣少年,骑着白马来找您。您虽然有病,也要支撑着接见他。因为您死后,这个人必定要记载您的生平事迹。”到了中午,范梦得来了。十几年以后,范梦得果然被朝廷任命为修撰官,撰写《裕陵实录》,也包括撰写《富弼传》。


1077年的夏天,邵雍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妙,就对司马光等人笑着说:“我要观看万物轮回去了。”程颐担心地说:“先生的病他人爱莫能助,您自己可要想办法调养调养。”邵雍却坦然地说:“调养也没用啊。”冬季的一天,邵雍已经奄奄一息了。临终前他把儿子伯温叫到床前对他说:“我有三个要求,你一定要满足我。第一,我死后不能把我埋在洛阳,要葬在伊川先人茔地。第二,墓志铭要由程颢程伯来写。第三,不要陪葬任何东西,头枕辘轳头,身穿粗布黑衣,衣服要抹上油。入殓时把李家的小秃闺女找来,让她看着。”说完就闭上双眼,离开了人世。


家人和朋友们按照邵雍的遗嘱,入殓的时候把李家的小秃闺女找了来,让她看着给邵雍穿上粗布黑衣,在衣服上抹上油,然后装进棺材,送往伊川墓地。棺椁由八个棒小伙抬着,起初他们觉着重得很,肩膀压得生疼。可是出去十来里地后,越往前走越轻。老人们说,那是邵夫子得道升天了。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那个小秃闺女嫁人之后生了儿子,儿子又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可是这个孙子长大以后专干那些偷棺劫墓的勾当。有一天,和别人嘀咕着要去偷邵雍的坟墓,小秃闺女说:“你们千万别去,邵先生入殓的时候,我看得清楚,里面什么东西也没装,还抹了油。”她孙子问:“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于是邵雍的坟墓便没有遭劫。原来,邵雍死前就料到,小秃闺女的孙子将来是个偷棺劫墓之人。


邵雍的传世之作十首《梅花诗》,极其准确地预言了他身后近千年里中国历史的重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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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7日星期四

狗吠主人

南朝徐勉,东海郯人。徐勉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很小就自我勉励,恪守高洁的节操。六岁时,恰逢连绵大雨,家人祈祷放晴,徐勉写了一篇祷文,竟被有名望有学问的老人称道。年龄稍大后喜爱学习,同族人徐孝嗣见到他赞叹说:“这就是所说的人中的骏马,一定能到达千里之外啊。”


考试取士时入选甲科,被授予王国侍郎的官职,又补为太学博士。那时每当有事要商定,徐勉就依据当时社会认可的情理判断事情正误,严明而恰当,没有谁能够处理的更好,一同为官的人都效法他。


梁武帝即位后,徐勉为三公,忙于国事,日夜劳累,常常几十天才回一次家。回家时群狗惊叫,徐勉感慨的说:“我忧国忘家,以致如此。”


徐勉虽然身居显要职位,但不经营产业,家里没有积蓄,他将俸禄分送出去以供养穷困的亲族。门客、老友有人随口进言,徐勉就回答说:“别人把财产留给子孙,我把清白留给他们。子孙如果有才,就会自己取得财物;如果没有才,财产终究要为他人所有。”等到他去世,皇帝听说后流泪痛哭。谥号为简肃公。


(事据《南史徐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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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6日星期三

古诗中的云(图)

文/智真




古诗中以云象征淡泊无争,表现安贫守道、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涤净着人们的心尘。



云是古代诗歌常见意象之一,如同自然界的云,五彩斑斓,形态万千,古代诗歌中的云意象也具有丰富的意蕴与文化内涵。在很多脍炙人口的咏云诗中,诗人的理想、品质、操守、气节、感悟等都寄寓其中,从中可以感受到其心灵境界、审美境界和人生追求,使人受到启迪和勉励。


人们每每抬头望天,悠悠白云飘然而来,飘然而去,轻盈、透明,一种云卷云舒的气度会引起人无限的遐思。由于云轻、淡、随风吹送、高举脱俗,常成为诗人关注吟咏的对象。诗经《齐风》里便有:“英英白云,露彼菅茅”;战国时屈原在《楚辞》中写道:“青云衣兮白霓裳”,以“青云”为衣“白霓”为裳,寄寓诗人精神上的高洁。云常与青山相伴出现于诗作中,元代张养浩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云山之美:“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白云缭绕在山间,令人神往,绿水倒映着白云,同样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登江中孤屿》)。宋代姚镛访问友人时,竟然“相逢未暇论奇字,先向水边看白云”(《访中洲》),因此诗人也常以云水对举,烘托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意趣。


古语云:“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可见,云与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唐代李白写的“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唐代王维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云以“从龙为霖”的济世之义,被诗人赋予了儒家经世济民之志和道家功成不居的精神,如清代张伯行在《云》中写道:“灵山藏云根,郁郁生岩窦。直上九天表,须臾弥宇宙。乘时作霖雨,遂使嘉禾秀。膏泽遍苍生,普世登仁寿。不自居其功,飘然复归岫”。


云形态万千、瞬息万变,亦常用于比喻变幻不定的世事和时光的流逝。如唐代崔颢在《黄鹤楼》中写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写出对岁月如流、时光不再的感叹;唐代杜甫在《登楼》中写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寄寓着人世沧桑的感慨;宋代岳飞在《满江红》中写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表现出其为国为民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重山水,一弦清音,一片素心……精微处含宇宙,恢弘处见精神。云是诗人的精神家园,古诗中“云”往往与归隐、修行连结在一起,以云象征淡泊无争,表现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象征着无意功名利禄的隐逸精神。无论是田园屋舍的静谧悠远,还是葱郁山川的云飞水动,皆神韵天然,一种自然清新之美、超世拔俗之境悠然铺开,涤净着人们的心尘。


晋代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境,亲切宁静,无尘无染。读了他的诗,人们便想起他的品德,“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归鸟》),诗人以归鸟自喻,有时飞到极遥远的地方,有时憩息在高入青云的山峰;“灵凤扶云舞,神鸾调玉音”(《读山海经》),描绘出云中世界的美妙;“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诗人仰望天边的一抹白云,表明自己洁身自好,弃官归田,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坚持安贫守道的素志,也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风俗淳美的古代社会。


南朝陶弘景在山中修道时写下了:“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以飘逸的白云委婉地谢绝了皇帝的出仕之邀。唐代僧皎然写的:“逸民对云效高致,禅子逢云增道意”,使人们从云意象中,体会出清高旷远的意境。李白写的:“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南山白云对诗人象故交一般友好和亲近,诗人与白云似乎神交已久;他送别友人时写道:“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写出友人无论去到哪里,处处都有高洁的白云相伴,友人的隐士之风尽在不言之中。


缥缈的白云使人想起神仙或仙境。“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古代的游仙访道诗常出现“白云”、“五云”“彩云”等意象。古人向往神仙世界,通过描写永恒的仙境、仙人、仙物,勉励世人踏上修道、向善之正途。如宋代黄庭坚写的“桃源仙境”词:“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水调歌头·游览》)。


“白云”之仙家意象,则使白云出现超然、哲理的意味。古人勤读诗书,修身养性,在传统道家、佛家思想影响下,充满对神佛的正信。唐代王维潜心修道,其诗有一种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禅境,“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佳境……宁静中蕴涵生机,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李白游遍名山大川,求仙访道,昊天、白云等都成为其诗歌中理想空间的广阔背景,如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道:“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仿佛远远望见神仙在彩云里,手拿着莲花飞向玉京。他在《下途归石门旧居》中写道:“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俯仰人间易凋朽,钟峰五云在轩牖”。在他看来,纷扰的人间世事,只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规劝世人要超脱名利,不为物欲所牵累,及时修炼,追求美好的永恒之境。


古人用云寄托了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因此古诗中的云意象既是具象又是理念,清代钱竹初写道:“海上秋风江上莼,尘颜久已怅迷津”、“劳生那复计年华,归识吾生本有涯……他日并登皇甫《传》,始知真契在烟霞”。尘世中的人们早已渴望指点迷津,无限美妙在烟霞的深处,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谛,关注天地永恒的大道,追随宇宙真理,达到生命的永生、永纯和永恒,这是人明智的永远不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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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星期二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三)

文/静远


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進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逆天叛道,无恶不作,使社会道德沦丧,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十四年了,必为天理所不容。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四千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此举顺应天理,越来越多的民众明了真相,做出了正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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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二)

文/静远


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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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一)

文/静远


“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孔子与孟子的“义利观”都是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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