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惨不忍睹的一段历史「土改」运动纪实（上）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

50年代惨不忍睹的一段历史「土改」运动纪实（上）

来源：澳洲网站

　　现在去查阅「土改」时期的文章、书籍、档案、文献关于中共发动乡村农民对地主、富农、乡绅进行残酷斗争的记述，俯拾即是，有的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

据有关文献记载，1949年后，中共夺取政权后不仅面临着外部世界的封锁，同时在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巩固政权。

1950年2月24日，中共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全面开始了「土地改革」。中央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高层的指令下，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进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2000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一声令下，全中国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富农的人头纷纷落地。（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到二百万。）

土改头头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一些只有二三十来岁的年轻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10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惨绝人寰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份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杓，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政权便巩固了。

有档案数据记载，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

兴县还有个名人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19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着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

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像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