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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凌晨，我写作和朗诵了针对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结尾句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能够幸存！
一语成鑯，我果真沦为自己国家的"狗崽子"，被关进牢笼。我被夹在两个死刑犯中间，彻夜难眠。我曾经撞墙自杀，满头鲜血，而同一监房的众犯，却围上来研究我的伤口，嘲笑我是"了不起的戏子"。
人生就是演戏吗？在监狱里，想死没有死成，也会转换为一幕滑稽剧。而那些被报销的死囚，如果在临刑前失魂落魄，被抬出号房，就更为滑稽了。
狗崽子就这样慢慢成长。有一次我逼急了，竟然咬伤狱警的手指，轰动整座监狱。大伙儿都骂我是疯狗，我也意识到自己丧失掉作为人的尊严。
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记录这一切，百感交集。我回忆从1949年至今，共产党以杀害、坐牢、饥饿、流放、洗脑等恐怖手段，造成近一亿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并以此摧毁了几代人的尊严。
我还记起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司马迁的史学家，仅仅因为要坚持真相，就被当朝暴君所阉割；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夫子，也仅仅因为要恢复传统，就被撵出故土，流亡了十几个国家。
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我既没被阉割，也没被流亡，可我的手稿被警察搜缴两次。我只能不要命地重写。没读者，我就把夭折的姐姐当作读者；没版税，我就混迹底层，以吹箫卖艺餬口。
我的记忆力一再受到锤錬，我逐渐由目空一切的诗人蜕变为时代的同步录音机。
中国没有东正教，所以我不是索尔仁尼琴；《我的证词》也不是《古拉格群岛》——尽管我尊敬前者，并承认我们之间遥远的精神联系。
我是一个记录共产黑幕，并以此洗刷自身耻辱的底层作家，而不是雪尔兄妹那样，慷慨赴义，在自己的祖国家喻户晓的英雄。我曾经像野狗一般四处乱窜，同各类线人周旋；我一次次被抓，一次次从其它城市被遣送回来。一次次被软禁在家里。
我必须忍耐，我必须骗警察，一再保证不在海外出版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著作。我必须关闭手机和计算机，野狗似的逃离可怕的故土——也许这是不对的，做人做事应该诚实啊。 我还活生生的。真没想到，我居然还眼睁睁地看到，《我的证词》在德国和台湾同时出版，并登上《明镜周刊》的排行榜，成为了异国他乡的畅销书。我还站在这台上，从极为深刻的《呼吸秋千》的作者穆勒女士手中，接受以"雪尔兄妹"命名的奖，一个表彰和纪念人类尊严的反抗文学奖。
在雪尔兄妹的英灵前我感到惭愧。也许评奖委员会是要通过这次颁奖，向中国所有的地下写作者，释放一种自由终将获胜的信息？
谢谢评奖委员会，谢谢渔夫出版社以及亲爱的彼得 塞纳-马恩省姆和莫妮卡 休勒，谢谢我的朋友天琪、忆梅、孟犀利、郁文，缺了你们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我都不可能最终走出中国，更不可能站在这个辉煌的奖台上。 也谢谢我的德国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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