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看中共：哄死人不偿命

2012年9月6日星期四

世界媒体看中共：哄死人不偿命

来源：澳洲新闻

在种族主义言论还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的时代（也就是大约1个世纪之前），"难以捉摸的中国人"（the inscrutable chinaman）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对中国人的一种蔑称。这种蔑称源于西方的种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常常是面无表情，让人难以猜度其喜怒哀乐，简直跟畜牲差不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文明的进步，"难以捉摸的中国人"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说法由陈词滥调变成了臭不可闻的臭垃圾，见不得人，提不上台面，更难以登入大雅之堂。

　　新的陈词滥调

　　然而，旧的陈词滥调变成了见不得人的臭垃圾，并不妨碍新的陈词滥调继续出现。

　　有关当今中国人或中国的一个新流行的陈词滥调可以说是"复杂的中国"。这种新的陈词滥调堪与"难以捉摸的中国人"这种昨日的陈词滥调相互发明，相互媲美（丑）。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可谓"复杂的中国"这种新陈词滥调的官方推销机构。《环球时报》以报道"复杂的中国"为己任，为骄傲。

　　但是，就像当年的西方种族主义者不能给"难以捉摸的中国人"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一样，《环球时报》以及中共宣传机关也从来没有能解释，"复杂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他国家是否比中国简单？既然其他国家一点也不比中国更简单或更复杂，"复杂的中国"这种说法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用"复杂的中国"的葫芦到底要卖什么药？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说一句大概是并非题外的题外话。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曾经说，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弹丸之地）就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让他一辈子拼命写也写不完。

　　一块弹丸之地尚且可以如此复杂，说中国复杂显然等于说废话，说昏话。

　　上当者：西方人？中国人？

　　陈词滥调归陈词滥调，但陈词滥调中所包含的真实还是不容否认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就跟所有的国家都复杂、各有各的复杂一样。

　　说起中国的复杂性，当今中国的独特复杂性显然是中国是一个执政党控制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国家。这种信息控制，使许多人担心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更容易上中国当局的当，受中国官员的骗。

　　美国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日前在知名学者聚集的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以他惯有的清晰流畅、又富有不动声色的幽默英语，描述了这种担心。裴敏欣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勾勒出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幅素描图，写出了一出中外互动的小戏剧：

　　"关于当今中国，一个最明显又最少人谈论的怪现象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随着观察者不同而呈现天壤之别。在中国公众看来，中共政府官员大都腐败无能，只是一心一意谋取肥缺。但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们则总是认为，中国官员聪明能干，行事果断，了解情况，高瞻远瞩。在倒台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到清洗之前，一些西方公司的主管们也是用这样一些词来形容他。

　　"这两种观点是不可能调和到一起的。要么是中国公众难以取悦，要么是西方公司主管错得一塌煳涂。但是，鉴于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评价中国官员及其行为的资格要比西方公司主管好得多，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看法几乎肯定是对的。这就意味着那些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自认为是经验老道的'中国通'的西方人需要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错得如此一塌煳涂。"

　　上当受骗，错得一塌煳涂

　　说起在中国上中共政府的当，受中共及其政府官员的骗，错得一塌煳涂的外国人，世界媒体可以很骄傲或很羞愧地举出自己的一个同行作典型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美国已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话说在1959年到1962年，中国了发生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造大饥荒，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饿死。由于中共政府至今对那场人造大饥荒闪烁其词，并且坚持谎称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或笼而统之含煳其辞美其名曰"三年困难"时期。中共政府至今对它强行制造的那场人造大饥荒导致的死亡数字保密。于是，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零碎的资料，大致估计死亡人数在1500万到6000万之间。

　　1961年，就在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造大饥荒在中国造成饿殍遍野之际，埃德加·斯诺得到中共当局的特许，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走访了中国大江南北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中国高层、中层、低层官员，以及许多所谓的普通中国人。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一派莺歌燕舞的和谐景象，他没有遇到过一个死人或家里有人饿死的人。

　　哄死人不偿命

　　斯诺1961年访问中国之后出版了一本800多页的厚书，题目是《河对岸：当今红色中国》。

　　这书的题目就非常有趣，里面的内容更是有趣。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读来，这本书足以让普通的中国人，让试图了解真实的中国的外国人、世界媒体记者感到惊心动魄、唏嘘感叹，悲极而笑，欲哭无泪。

　　例如，斯诺下面这一段描写他在内蒙古一个村庄见闻的文字：

　　"一个健壮的年轻男子穿着蒙古靴子从村里走上前来，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你们这里吃什么？'我问。

　　"'白面和蔬菜。'

　　"'你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不够。'

　　"'怎么会不够？'

　　"'才53斤。

　　"我们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53斤的定量几乎是一个月60磅，比北京普通人的粮食定量高了一倍。显然他不应抱怨。我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但过后我想到，我们没有了解他的全部情况。他所在的地方主食是肉食。假如他吃不上羊肉，不管多少白面粉都无济于事。"

　　50年过后，当今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重读斯诺的书，可以立即想到，斯诺遇到的那个健壮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官方特工，他说的话是典型的哄死人不偿命的话。在当时的中国，北京的供应是全国最好的，地方的供应不可能比北京还好，更不可能比北京好了一倍；假如那个人一个月可以吃上53斤白面，他一个人就足以让10个人免于饿死(因为一个月5斤白面，搀上野菜，草根，树皮，大致可以让一个人不至于饿死)。

　　斯诺的这一段描写也富有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可说是比中国史书上所说的晋惠帝责难饿死的民众"为何不食肉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当今中国的外国人

　　重读斯诺的书，今日读者难免要纳闷，像斯诺这样的外国人在当年的中国，究竟是被骗了，还是伙同中共政府一起欺骗世人？究竟他是受骗还是行骗？究竟是中共当局骗人的技术太高，太强？还是斯诺这个专门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水平太低，太劣？

　　斯诺如今已经长眠于地下，人们无法再向他本人探寻个究竟了。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他当年在中国任教的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

　　显然，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记者，斯诺当年无论是受骗还是行骗，都不是一种好名声。受骗或行骗这种恶名显然让今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很窝囊。这种外国人包括艾布姆斯。

　　艾布姆斯是1999年来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律师，并在过去三年里在中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外国直接投资和知识产权等课程。

　　在美国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发表有关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主管大有可能被中国当局蒙骗的文章之后，艾布姆斯受不了这份窝囊，随即在美国网络杂志"工商界内线人"发表反驳文章，标题是"我不能让裴敏欣低估我的冷眼通透"。

　　艾布姆斯文章标题的明显的言外之意是：我做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根本就不像裴敏欣说的那么傻，我对中国的滥事、滥政府、滥官员看得透透的！

　　文章以跟裴敏欣旗鼓相当的戏剧性语言讲述了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可能那么容易傻乎乎地被中国当局蒙骗。文章说：

　　"裴敏欣可能遇到的是一些傻乎乎的商人，他们在中国跟中国的制度打交道，感觉良好。这是很可能的。假如你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你的工作转，这种良好的经验感觉会扩散到你对整个中国的总体感觉。裴敏欣也可能是跟在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主管经理交谈过，而这些人因为害怕受到报复，不敢对中国的情况实话实说。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在中国遇到的外国人是一群最玩世不恭的人。即使跟普通的中国民众相比也是如此，这很说明问题。把我们跟短期在中国工作的傻乎乎的外国商人相提并论，既不公平，也不准确。"

　　"复杂的中国"虽是陈词滥调，但中国无疑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