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唐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唐太宗“柔怀万国”，贞观之治为邻近列国所仰慕。由于唐代具有对各种文化艺术 兼容并蓄的非凡气度，儒、释、道“三教”并立，诗文、乐舞、书法、绘画以及文论莫不昌盛。唐代的绘画作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中国 美术史留下了璀璨的一笔，绘画名家辈出，见于史册者就达二百余人。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价初盛唐的作品是“灿烂而求备”，指绘画精神、美学追求、艺术表现和包括构图、造型、笔墨、色彩等技术因素在内的完美统一，这也是对整个唐代绘画风貌的概括。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
唐代确实是中国绘画建构模式的时代，中国传统 绘画中的各个门类，在这个时期都以独立的姿态立于画坛，唐代的绘画已经分人物、山水、花鸟等科，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国画传统的核心是“意境”，“形神兼备”、“气韵生动”都是意境的内涵素质，其艺术魅力就是画已尽而意不止，笔虽止，但意无穷。不单单在于用笔，技法，更重要的在于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境界。画家们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审美取向，皆取源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唐代绘画折射着儒释道思想的精髓，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佛、道理论不仅为绘画艺术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广阔的创造空间，而且直接促进画者思想境界的提升。儒家在于对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在把绘画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的同时，指出其“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教化作用。唐代张璪总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直为后人所奉行，指出绘画是一种心灵化的艺术，造化和心源的凝合。唐代的画论、画史著作亦显示了唐代美学理论的深度，与当朝绘画创作一道共同谱写了大唐绘画的辉煌乐章，完善了民族绘画体系。
一、人物画
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在唐代绘画中仍占主要地位，大体分为道释画、肖像画、仕女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无论是吴道子、阎立本、周昉、张萱还是带有西域画风的尉迟乙僧等，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佛道壁画，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都有壁画装饰，气势恢宏，色彩灿烂，塑造的佛道故事中佛、菩萨、神仙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表现天国世界的美好，画面的繁复与盛大既给人敬畏与向往，又给人以美感与享受。壁画艺术水平也非常高超，外型描画准确而生动。唐代卷轴画也开始兴起，并因便于创作、收藏、观赏而逐渐流行。
吴道子被后世尊称为“一代画圣”，被民间画塑匠人尊称为“祖师”，在道家中称为“吴真人”，擅画佛像、神仙、广阔的宇宙空间，亦擅画山水，在用笔技法上，笔法圆转飘逸，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兰叶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他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中作佛道壁画四百余间，神态各不相同，表现出神的世界、神的光明，感动人心，意境高远。他在长安兴善寺作画时，长安市民扶老携幼观赏、赞叹。神的美好、慈善开启了画者创意的源泉，净化了观赏者的心灵，令人心驰神往。
吴道子的几幅公认的代表作品如下：《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这幅画的内容是描绘佛祖释迦牟尼降生为悉达王子后，其父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抱着他去朝拜大自在天神庙时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此图以释迦降生为中心，天地 诸界情状历历在目，天王按膝端坐，背后侍女磨墨、女臣持笏秉笔，记载这一大事。净饭王抱持圣婴，稳步前行。整幅画气势磅礴，功力深厚，物象纷繁。他画的《地狱变相图》宣扬了因果报应之理，劝善戒恶，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据说他在长安景公寺画的地狱变相，因而屠夫和渔夫都为之改业，怕因为杀生而将来会在地狱中受报。他画的《八十七神仙卷》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内容是众神仙一同朝拜元始天尊的故事。画上有八十七位神仙从天而降，神态端庄，按道家的规仪列队行进。整个行列中人物的不同神态动作以及裙带、旌旗、花枝等，都和谐 的统一在庄严愉悦而徐缓优美的旋律中，充份体现出旌旗飞扬、裙带风动的吴画风格特征。此图场面之宏大壮丽，人物仪态之华妙，线条之圆润劲健，历千年之久依然光彩照人，被历代画家艺术家奉为圭臬。他画的《孔子行教像》成功塑造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渊博、和悦、诲人不倦的形像，“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形神俱佳，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阎立本以人物肖像画著名。他的作品用线劲健坚实，显示出刚劲的铁线描，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在人物塑造上不仅重视形貌的描写，而且十分着意人物心理与细节的刻画，造型准确生动，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画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由唐太宗亲自为每一位功臣写了赞语。他还画了唐太宗肖像《太宗真容》、《唐太宗纳谏图》等。他画的《步辇图》，描绘了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会见吐蕃使禄东赞的重大历史 事件，唐太宗雍容大度有气魄，禄东赞的谦卑有礼又自信的神态皆刻画的生动传神，气氛隆重而融洽。歌颂了唐太宗的英明睿智，记录了汉、蕃两族的友好。他画的《职贡图》描绘了南洋的婆利国、罗刹二国的使节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全幅共二十七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描绘出初唐时“万国来朝、百蛮朝贡”的情景。
尉迟乙僧来自于阗（今新疆和阗地区），也是久居长安的画家。他的画具有西域画风，与汉魏以来的传统画法迥别。他的表现技法上的特点是“画外国人物及佛像、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历代名画记》），“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画鉴》）。用色沉着浓重，有明显的凹凸感，他的这种铁线描与重设色相结合而有突出立体感的表现方法，不同于“迹简意洁而雅正”的中原绘画传统。其代表作品《功德人物》、《降魔变》、《天王像》等，被认为“构图宏伟，意境奇妙”、“颇有奇处，身若出壁”。
周昉擅画佛像画和仕女画，皆称神品。他能虚心听取民众的意见并认真修改，如他在画敬章寺神像时，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他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他的人物画线条工细劲健，色彩富丽匀净，后人将其人物画特别是佛像画和仕女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此外，张萱、杨宁、范长寿、皇甫轸、殷季友、法明等人的人物画也都各具风格。
二、山水画
山水画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同时又能够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趣和传统思想。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就是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山水画讲究因心造境，画家将大自然中的一山一水，经过心底意念选择 撷取其内美神韵，通过一条线，一方空间，一种笔法、墨法，而将其升华为一种境界、一种气象、一种格调。这种境界、气象、格调，不仅是素养与思想的体现，而且折射着画家的人格。唐代王维说：“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彻……故落笔无尘俗之气。”
山水画在唐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其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山水画家，人们可以从其诸如“青山绿水”、“寒山古寺”、“高林远树”、“烟霞深处”等画境中，感受到其回归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心境。唐代山水画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三类体格：其一为吴道子所代表的注重线描，不以设色绚丽为要求的“疏体”；其二为李思训所代表的工细巧整、青绿重彩一格；其三是以王维、张璪、王墨等为代表的“笔意清润”、重视墨法技巧、甚至大泼墨的水墨画风。而各种风格山水画的建立，标志着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已翻开了新篇章。
吴道子是山水画的祖师之一，其“疏体”风格用笔“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是以笔线为特点注重骨气的写意山水，开创了水墨山水和写意的新风。《历代名画记》记载：“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壁画，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又“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壁墙”。可见其作画运笔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山水树石，古俭不可一世，开盛唐之风气。后来中国山水画长期以线造型，勾、皴、擦、点为主表现物象的技法，是受吴道子山水画风格影响分不开的。他在大同殿上画山水，四川嘉陵江山水纵横三百里，一日而成，波澜壮阔，引人入胜，与以前李思训用“数月之功”画的山水壁画迥然不同，但二者“皆极其妙”。苏轼称赞吴道子绘画说：“当其下手风雨 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吴道子在大同殿上画的五条龙，逼真传神，“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杜甫赞其画“妙绝动宫墙”。
 李思训的代表作《江帆楼阁图》 |
李思训以画“金碧山水”或称“青绿山水”著名，以“青绿为质、金碧为纹”，设色富丽堂皇，描绘工细，显示了盛唐气象，成为传统山水画的一种重要的样式，亦称“北宗”之祖。李思训绘画追求深远的意境，寄托“超然物外”的心怀，除了取材实景，多描绘宫殿楼阁和自然山川外，还结合神仙题材，创造出一种理想的山水画境界。《历代名画记》所记“李思训……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在造景立意上受佛道思想影响，画中时有仙佛故事，往往是“云霞缥缈”。他所画飞泉瀑布使人如闻水声，被誉为通神之佳手。其代表作《江帆楼阁图》，以俯瞰的角度，描绘了山角丛林中的楼阁庭院和烟水辽阔的江流、帆影，境界清幽、旷远。其著名作品还有《春山图》、《海天落照图》、《群山茂林》等。
王维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他的山水画受吴道子和李思训的影响，画水墨也画青绿山水，而以水墨山水画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他以诗文书画的紧密结合，以素朴清新的画面意趣，以水墨渲淡的写意画风，被后世“文人画”派推为始祖，即“南宗”之祖。苏轼称他的艺术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朝名画录》称其“笔踪措思，参于造化”、“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他专长笔力劲爽的“破墨山水”，破墨就是用水墨的神采代替颜色的神采，纯用水墨所作之画，墨色有浓、淡、干、湿变化丰富，其特征“草本敷荣，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风不待五色而萃。”王维在《画山水诀》中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王维一生“好道”，他在山水画中更多抒发了隐居山林的志趣，以纯净的心境观照自然，其画作意味隽永，使人感受到生命的“真意”、世界的神妙和蕴含的无限生机。史载他作画不拘泥具体物象，画物不问四时，曾把芭蕉画在雪景中，“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宋代沈括谓之“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他所画《山阴图》，在平坦山丘上，两人对座相谈，一人隔溪独望前山风景，远景是烟雾迷蒙的山林，正使人感受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画的《江山雪霁图》，天高淡远，含万千气象于幽深静穆之中，正使人感受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他所画《蓝田烟雨图》的题画诗：“蓝田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巧妙的突出了画的意境，令人叹为观止。其著名作品有还有《雪溪图》、《辋川图》等，画面皆具有深邃静谧的诗境。
张璪擅画山水松石，尤以画松为人称道。传说他能手握双管，同时画出枯荣不同的树，“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霞，势凌风云，槎栎之形，鳞皴之状，随意纵横，应手间出。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唐朝名画录》），可见其高超技艺。
王墨在水墨画基础之上创“泼墨”法，作画每每“即以墨泼……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雾，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以自然美所呈现的丰富色彩，从阴、晴、朝、暮、风、霜、雨、雪的变化方面，都可以用墨代色，以墨取用，随其形状画为山石云水风雨云霞。
朱审画山水之奇妙驰名南北，他所画卷轴“家藏户珍”；又有卢鸿隐居嵩山，画《草堂图》以明志；王宰画山水“出于象外”，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经深思熟虑反复酝酿后方下笔作画，唐人记载他画的临江双树松柏“上盘于空，下着于水”，“达士所珍，凡目难辨”，意趣高雅；又有李灵省擅画山水树石，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而形象意趣颇足，他们都不是按常法作画，因而被视为逸格。《历代名画记》记载的著名山水画家还有郑虔、刘商、毕宏、项容、杨炎、顾况等。
三、花鸟画
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唐代花鸟画继山水画之后独立画坛，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八十多人。如薛稷画鹤，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画花鸟，曹霸画马，韩滉画牛，冯绍正画鹰，李泓画虎，李逖画昆虫等等，不仅表现了强大的阵容，而且各自都有杰作。表现技法有白描、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没骨等多种。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他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上下回翔，曲尽情状，形神兼具，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而令人更为赞赏的，乃是薛稷笔下所表现出的鹤的那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即所谓“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的清高标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文人隐士风骨的象征。鹤亦寓意吉祥，薛稷尝创六鹤屏风样，“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其代表作《瑞鹤图》五幅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在长安、成都等地厅署壁上都曾画鹤，也都是公认的杰作。杜甫有诗赞道：“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 。低昂各有意，磊落似长人。”
边鸾被美术史家称为“花鸟画之祖”，其构图多采用“折枝”式，“折枝”式即花卉画法之一，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的部份。这种构图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特有的民族形式，一直为后人所沿用。边鸾画花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能得心应手的表现鸟雀羽毛的万态变化，春花绽放的千种姿容。如贞元年间新罗国进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翠彩生动，金羽浑灼，若连清声，得婆娑之态”，所画孔雀象在轻声鸣唱，又象在用礼仪迎接贵宾的到来。
 曹霸画马 |
唐代有许多画马名家，描绘和塑造马的艺术形象，其中以画鞍马最盛。曹霸擅画人物肖像，尤擅马，所绘的马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画出了马的矫健勃发姿态。曹霸画人物和马曾得到杜甫的赞誉，杜甫在《丹青引》一诗中谈到曹霸画出了良相、猛将的威仪，也画出了天马的“迥立阊阖生长风”的英姿。韩干绘画大多数以马为表现题材，他画马不拘成法，注重观察和写生，代表作品《牧马图》、《照夜白》都如实的为马写真，表现了马的高健有骨气，奔腾飞跃，“迥若寒空动烟雪”。韦偃也是画马名家，《牧放图》为其代表作品，表现了皇家牧场的放牧情况，用长卷的形式画了各种不同姿态的马上千匹，牧马人一百四十多位，场面宏伟，气势浩大。
唐代花鸟画中，画牛也是主要的题材之一，如表现的有归牛、放牧、渡水牛、耕牛等。韩滉画牛精妙，其代表作品《五牛图》声名远播，被赞为“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他画了五头样子不同的黄牛，有的吃草，有的缓步慢行，笔墨层次丰富，神态生动。从牛不同的姿势、各自的眼神，使人似乎可以感受到它的憨诚、健壮、朴厚、勤奋的性格。韩滉擅绘人物及农村风俗景物，摹写牛、羊、驴子等动物尤佳。其著名作品《田家风俗图》和《丰稔》等，这些作品内容极为丰富——牛羊、乡野村田、五谷丰登、以田园风光为背景，从中表现一种农家生活质朴自然的美。韩滉开创了田园风俗绘画的先声，形成了以其为首的田园风俗绘画一派，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花卉画中，特别是文人画，往往把画的对象人格化，更提高了审美的意境，这在四君子画中尤为明显。以梅兰竹菊象征人们的崇高品格，以喻君子之风，或冲寒先发，或幽谷自香，或坚贞刚毅，或劲傲冰霜，文人画对人品在画中的反映极为重视。在画史上，绘画上出现梅兰竹菊题材始于唐代，从此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如边鸾、于锡擅长画梅花，王维画《兰竹图》，刁光胤画《竹菊图》。唐代画竹非常盛行，国画中的墨竹就是唐代创始的，画竹名家很多，如萧悦画竹惟妙惟肖，白居易为之题《画竹歌》中写道：“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赞其画艺高超，生动的表现出了竹子的声音和动态。
唐代绘画反映了唐代社会人与人、与宇宙、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从唐代画家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其纯净的心态和向道的精神。心有灵犀，就能领悟其画作意境，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使人净化心灵，敬信神佛，以道德水准衡量一切事物，关爱天地万物。其实一切正统艺术无不如此，含蕴着宇宙人生的深刻道理，启发人们感悟人生的真谛和完善理想道德人格，面向天道，超越人生，追求光明而美好的境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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