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二 年九月一日】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之意，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仁政爱民，励精图治，开创了“康乾盛世”。在中国 传统文化 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内圣外王”，这是古代道家、儒家所推崇的境界，内怀圣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康熙堪称内圣外王的典范。
读书不辍
康熙立志高远。他在《庭训格言》中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指出读书学习要坚定不移，“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進之心，尤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他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勤学不辍。
他五岁开始读书，八岁登基，于儒家经典日日必读，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他常深夜读书，直至天快亮，他曾说自己“五龄以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曾对大臣们说：“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十七、八岁时，更笃于学，读书过劳，但仍不肯休息。他十八岁时，在内廷设南书房，选择 汉儒为侍读学士，以经书为要，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他命学士日日进讲，从未间断。在为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期间，凡出师、运饷、划谋制胜，无不由他一人决断，当时战局迅变，军报频至，但他仍于繁忙中“孜孜于经史之学”。翰林院奏请隔日进讲，他说：“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拳拳向学之意！”当时日讲的书目为《四书》、《五经》及《通鉴纲目》，康熙对日讲很认真，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重在“实心体认”，绝不“徒应故事”，更不“务虚名”，这是他对日讲所持的态度。
康熙读书，既重知，又重行，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必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他在《御纂朱子全书序》中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由此可见，康熙认为读书最紧要的是明其义理并力行：其一，以达“天人合一”；其二，使万邦协和；其三，使仁心仁政施天下；其四，使天下一家。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朝廷要将道统与治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即位后，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可谓“日理万机”，但无论国事再忙，还是认真读书，他把读书看成是一件乐事，增智开慧。他常对大臣们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学问之道，宜无间断”。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易书》，看《尚书》，读《左传 》，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他还组织人员编纂了《全唐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本人著书《康熙御制文集》，讲述治国和为人处世之道，他写下了一千多首诗词，流传后世。如他写的《登都城》：“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这首诗被人们誉为帝王诗；他写的《咏兰》：“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不因纫取堪为佩，纵使无人亦自芳。”以兰花喻君子，从“难隐谷中香”、“无人亦自芳”两个方面，赞扬兰花的高洁品性，推崇君子谦和踏实、不争虚华的品格。
康熙对书法也颇下功夫，曾说：“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他曾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赐给诸臣；写“学达性天”四字颁赐天下各地书院。他凭着好学不倦的精神与毅力，博览群书，诸如天文地理、文学历史 、政治经济、美术音乐、几何算术、农学水利、生物医学等等，各式各样的学问他都颇有研究，可谓胸怀万有，其丰富的学识使很多学者也望其项背。这一切，都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并付诸于仁政爱民的实践中。
明道治世
康熙提倡道统和治统合一，崇德重道，实行仁政德治，称自己要用先圣之道来治理天下。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 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他还说道：“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扦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他深悉兴文教、重教化是为治国之根本，“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大力表扬儒家学说，重用儒家人士。他在十四岁亲政时，就率领百官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令汉族士大夫和天下儒生们感动。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东曲阜孔庙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于殿中，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心愿。起居注官对康熙的行为非常赞赏，写道：“兹者临幸阙里，尊尚先师，以万乘之尊，特行九叩礼。隆举仪章，周览庙庭车服礼器，榜书御笔，悬额殿中。进生徒于诗礼堂，讲说经书，宣传天语，煌煌训诫。旷典隆恩，超轶前古！”
康熙为周公庙碑、孔子庙碑、孟子庙碑亲制了碑文。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四赞，命翰林官缮写，分发直隶各省。他还表彰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宣扬道义、仁政的理学家。在康熙时期还开设博学鸿儒科、开科举、举行经筵大典、编辑图书等措施。这些都体现出康熙对儒家学说的提倡。
康熙谈治国之道：“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进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耳。”他的道治天下使儒家修己安民、经世济民的理想追求得以实现。大学士张英说：“《书经》义蕴宏深，臣仅能粗解章句。历年侍从讲席，伏睹我皇上讲论精贯，探讨深微，迥非恒见所及。臣窃思，《书经》所载，文则典、谟、训、浩，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君，皋夔、稷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所以为臣，皆备于此。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大学士张玉书称赞康熙“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筵，典学不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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