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
来源:正见网
《贞观政要》的第二段，论述的是“何为明君”。其核心讲的是“兼听则明”的道理。通俗的说，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做决断，不要偏听偏信。这段话让人想到了孔子教导的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含义就是过犹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极端，反中庸是小人之道，会走向极端，走向末路和绝境。这个中庸，其实就是道家阴阳平衡之理在人中的体现，被孔子视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难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极端，失去智慧，无法明断。
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研究宋朝历史，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朝“文”太过，“武”不足，偏听文人的政见，导致政坛上文人的理论空谈太过，偏离了务实的轨道，学派党派争论不休，仁宗时看似平和繁荣，实则已经走向末路。
他说的现象其实就是因宽仁（柔）过度，正义（刚）不足，姑息养奸导致的，刚柔不能相济，使得国家走向屈辱的末路。与唐朝太宗文治武功并驾齐驱、刚柔平衡刚好相反。
何为明君
我们先来看看《贞观政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这段话很通俗，大意是说，贞观二年，唐太宗问大臣魏征说：“什么叫做明君昏君？”魏征回答：“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见；之所以会昏暗不明，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询意见。’古昔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广开视听，了解四面八方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恩泽四方，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无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一手遮天，那么下情就一定能上达朝廷，为人君所知。”太宗对这番话十分赞赏。
魏征的论述十分清楚，让太宗做到兼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并举出历史上的圣明帝王尧舜二帝的正面范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来论证。这就是古人读历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种人生教训，而作为帝王，读史得出的治国教训和经验，则更加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命运。
魏征的话虽然目的是要让太宗了解民情国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中庸之理。为君之道讲德，这个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爱百姓的道理，事事想到以百姓为先。作为帝王，守护好照顾好自己的子民，这是第一个要责，也是帝王讲德的出发点。但是第二段则告诉太宗不仅要仁爱，还要圣明，合在一起，就是仁义的善用，仁中必须有正义相随，才能刚柔相济。
仁义之道出自《周易》
在《群书治要》收录的《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可见孔子一生讲仁义，讲的就是伏羲圣皇传下来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现的阴阳平衡，刚柔相济的道理，体现在人中的道理。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学的就是大地刚柔相济的道理，而地学的，正是阴阳平衡的天道。这就是说孔子的中庸从仁德出发，但是仁中必有义相随，才不会走向极端。偏听偏信自然失衡。
仁，主要体现柔和宽大的一面，而义，则偏重刚正威武，不讲情面的威严。所以，孔子那部《论语》开卷的“学而第一”就告诫后世儒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也就是说讲信用虽然是仁德的体现，但必须合乎义理，才能去履行承诺。这些道理在《论语》第一篇就写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学者，渐渐偏离孔子教导，流于各种理论的空谈，类似今天的教育，各种学说和名词不断出现，重学术研究，忘记了务实的精神，也就是忘记了用仁义之理对照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那时的文人，由于喜欢争论不休，形成各种学派，反映在政坛上，就是党派的形成和争执。已经失去了唐太宗时儒生包容的大气和刚正的大义。后世的儒生也因此渐渐偏离和迷失尧舜以来圣王留下的治国要道。德的含义也就开始走向极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轻武，一味脱离义来讲仁，导致阳刚不足，对周边外族的侵犯屡屡姑息，真的是姑息养奸，消极被动，饱受屈辱，教训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阳刚，宣武过度，则会变成暴政。同样不可。所以孔子讲涵养，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过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记录孔子原话 讲过犹不及
孔子在《中庸》里讲过这样的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运用它，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久了！”这句话道明了孔子领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但是孔子的这些领悟来自《易经》的研究。“韦编三绝”这个成语，讲的就是孔子对《易经》的研读，到了翻断竹简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还在感叹如果能活得长久一些，应该领悟到更深的内涵。
孔子一生只是负责讲述和传承先古圣王的德行教化，自己从不著书，对祖先非常恭敬谦虚，从不敢将整理好的《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等经书视为自己的东西，认为自己领悟的还不够多，也就是教导后世弟子，学问从三皇五帝经由夏商周得来的，切莫自立派别，标新立异，走向末路。后世一些儒生出现的教条迂腐的现象正是偏离孔子教导的后果。这些不好的现象被中共利用来歪曲和攻击传统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经典的真相。千万莫把后世部分走向极端的不好的行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头上，歪曲我们的祖先。
《中庸》里头还有一句孔子的话，对过犹不及的道理讲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做事过了头；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肖的人又根本做不到。”就是说，大家都走极端，达不到圣明的地步。要不太过分，要不做得不足。
大家以为《中庸》是子思所写，其实大部分记录的都是孔子的话，乃孔子所传。懂得运用这个道理，就能处世不败，连管家，都会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会因溺爱过度而变成不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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