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四 年二月五日】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孔子的天命观是以弘扬道义、承继传统文化 命脉为己任的，认为这是上天赋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须做好 ，尽管屡遭逆境，也要难行能行，始终坚定“道济天下”，在中国 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胁的意思，这是孔子率弟子在周游列国弘道途中被困于匡地时所说，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典籍不都在我这吗？天如果要消灭周的文化，那么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灭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从容自信，坚信“天之未丧斯文”，维护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他拿出琴开始演奏礼乐，匡人一看知是圣人，于是离开了。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被称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继道统，传续千古文脉之浩然正气。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这些问题 作一探讨。
一、孔子对文化的传承
孔子所谓“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象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明确指出了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 。华夏传统是承天理而来，“道”意味着天道，“德”指人们遵循“道”，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子一生弘道崇德，倡导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鼓励人修身、知人、知天、成圣，为后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认为行“圣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达到与天地 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称赞尧舜“焕乎其有文章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面临危机。文献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如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认为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持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载体，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的实质，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其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孔子实际上把他以前的中华文化做了系统 的整理，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使其传输后人，使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灭绝、散灭，而且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延续了中华文脉，使之薪火相传。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或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斯文”所标示的文化精神价值，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只有象孔子这样视道义至上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孔子在当时屡遭艰难，原因就在于此，而他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尊敬，原因也在于此。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传播而努力，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西周以前的许多文化典籍，经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传了下来。他弃官办学，晚年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传授斯文，使传统的人文精神扎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础。他不为名利功利目的而损失丝毫斯文的价值，却宁可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而乐亦在其中矣”来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为志”，“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也”。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贤者之培养，桃李满天下，因而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组成部份，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人格，中华文化数千年文脉绵延不断。
二、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道德规范
以德配天——孔子“天人合一”观的主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赞天地之化育，天道之永恒，天地之无私，上天的生生之德使万物具有了勃勃生机，而且各安其位，这是天对万物的“仁爱”。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要“继”天地之“善”，“成”天地之“性”，“大”与“广”天地之“生”，“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以达“天人合德”。因此可以说，“天”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构成了一个最高的概念，天人合一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举凡宇宙万物之起源、人类社会之形成、伦理道德之标准、人类未来 之命运等，无不可以从有关“天”的论述中得到解释。
《中庸》开宗明义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认为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是说德是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事情都无可奈何于我。从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是人心中所固有的，但由于人们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迷惑，要通过修身，去除各种私心杂念，从而达到一种自觉的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以德配天”、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
孔子推崇先古圣王效法天道，与天地同心，他称赞尧帝“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意思是：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以无私之心关爱天下众民；他称赞舜帝“德若天地而静虚”，意思是：舜帝仁爱好生，他的德行犹如天之高、地之厚，而又宁静谦虚，这也是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内具圣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孔子将“仁”作为实现贯通天人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修己”、“安人”的修养功夫体悟“天人合一”之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五种品德，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学生要在这四个方面学习：学问、言行、忠恕和信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与义、德、忠恕、礼、乐等相联系而构成一个整体伦理结构，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
颜回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并且回归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道德，德是人的立世之本。德治与仁政也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立德修身是完善人品操行，达到崇高境界、具有博大仁爱胸怀的必由之路。孔子肯定道德需要个人勤奋的修为，强调“为仁由己”，“求仁得仁”，认为“我欲仁，斯仁至矣”。他指出仁人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他提出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儒家有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博爱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等。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各种伦理关系。“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仪典、朝聘、冠婚丧葬、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履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行事，“立于礼”、“约之以礼”，说：“不学礼，无以立”。把“礼”的规范内化为思想和行为的自觉性，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和谐 的伦理社会为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长幼等，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孔子还提出了“中庸”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是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儒家认为用“道中庸”、“致中和”的准则来调控，以达到至诚、至善，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强调人与自然、人际关系、治国之道等各方面的和谐。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这里“中”就是正确不偏，“庸”就是正常不乱。《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有调和、和谐之意，先王制礼作乐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以教化天下，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仰赖的是仁政与修德，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三、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虚心好学。儒家《论语》中记载了他许多关于学习方面的阐述：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整理古籍，删订六经，他创建的儒家思想体系后来以“四书五经”传承后世。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孔子提倡教化，使人和社会都在教化中具备人文素养。他在《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指出德教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去深沉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思考人性 与良知的尊严价值，感悟宇宙之奥秘，及如何关爱他人的重大道 德问题。他修书、讲学，还率弟子周游列国，希冀把仁爱理念传遍各国。孔子提出君子与小人的“义利之辩”，多次论述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认为君子是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义以为上，小人则与此相反。君子有教化百姓的社会职责，是肩负社会重任的中坚力量，以经世济民的功业为抱负。这种担当精神，也就是儒家人格中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
在《论语·述而》里，谈到君子的修养时，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教化弟子的目的，也是要求弟子，最终彻悟人生宇宙的真相，得真智慧。志于道，据于德，是讲君子内修道德的原则，指出君子为学，当以悟道为最终目的；君子为人处世，当以仁民爱物为原则。依于仁，游于艺，是讲君子外用道德的方式，指出君子要尽可能地多掌握各种知识与技能，以便于适时、适机地给他人、给社会，带来具体而切实有效的帮助。“游于艺”包括的“艺”具体内容很多，但在根本的道理上，它们都有相通的地方。如果能明了孔子所说“一以贯之”的道理，那学起来，就会很快、很容易抓住重点。儒家修学最终的目的是彻悟大道。
孔子认为“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士人君子应当具备的重要品德。一个真正的君子，必然是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孔子说“君子无忧”，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什么意思呢？是说君子明了人生真谛，“乐”在道中，心中有道。君子不是无忧，而是不为自己忧，不计个人得失，或者说志在天下，无私无我，所以无忧。君子把国家、民族的未来，时时放在心上，始终想到的是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为天下而忧，提起的是一份责任，君子的责任在于帮助、唤醒人们回归天理正道上来，这是何等仁厚而博大的胸怀，正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些崇高精神的激励下，历史上无数仁人君子，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永垂青史的宏伟篇章。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中华传统文化是使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修养，使人明辨是非，择善而从，追求真理，使真正的自我生命有美好的未来，任何时候绝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永不迷失，永不堕落。而当今中共却系统性、毁灭性地破坏传统文化，逆天叛道，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强制给人们灌输其邪恶的党文化，宣扬“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破坏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破坏人们的正信，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特别是中共邪党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对抗真、善、忍，有意的放纵假、恶、暴、色情等人类最邪恶的东西，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天怒 人怨 。如今，天灭中共在即，中国大陆已有一亿五千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彻底抛弃中共及认清其邪恶本质，摒弃党文化 ，回归传统文化，遵循天理，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才能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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