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陆文 来源:正见网
善行在生命中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一则故事体现出来。
出生于公元390年的高允，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十来岁时，为祖父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身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了。高允喜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魏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四十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诸州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狱事。吕熙等人都因贪脏枉法获罪，唯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者有一千多人。神麚四年（431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都称赞他。
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讨论政事，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魏朝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开辟田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何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土地交给百姓。
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季，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了，宫室也已经完备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地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材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就合四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被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启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见了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是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注疏，为臣所作多于崔浩。”
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为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决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
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被改判自身死罪而不夷灭五族。著作郎宗钦临受死刑时说：“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崔浩以蓬蒿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反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为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
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看到只有几间草屋，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一点盐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绵帛五百匹，粮食千斛，拜高允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高允的部下有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为郎中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维生。但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后放出。其亲朋故旧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护，六年后，窦遵得到恩赦，才母子团圆。这就是高允的品行。高允的为人被当时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魏朝法律开始时很严苛，朝臣大多被杖罚过。高允经历了五代皇帝，出入三个省衙，五十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笞chī的处罚。当初，真君年间因狱讼新案太多，开始让中书用经义来决断疑案。高允根据律法评判行刑，三十多年，内外都称赞高允的公正公平。
孝文帝曾在西郊处理事务，下诏让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观看风景，忽然马受惊狂奔，车翻人伤，伤及眼眉三处。孝文帝与冯太后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抚慰探望。负责驾车者将给予重罪，高允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乞请免了驾车人之罪。以前曾命令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高允，曾经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高允安慰劝勉他们，不让上边闻知此事。苏兴寿称接待扶持高允共三年，没有发现高允有过忿怒的脸色，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对亲友笃厚，对故旧思念，虚己待人，虽然地位高贵，但志向贫素淡泊，素来喜好音乐，每当有歌唱人来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和着节拍而称赞。又很相信佛家之学，经常安排斋饭请僧人讲诵佛法，平生喜欢善行恶杀。生性又十分疏简，从不妄加交游。
显祖平定青齐后，将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迁移到代州。当时许多士人因流动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都饥寒交迫。迁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都走到高允门前，高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用来周济他们，慰问周到，人们没有不感谢他的仁厚的。高允又对这些迁移来的人根据不同才能上书请皇上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刚归顺的人容易产生异心，高允说取材任能，不应当以此来压抑委屈他们。
高允常对人言：“我任中书时有阴德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公元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高允去世前十天左右，略有不舒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呼请医生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如此这样多日，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皇上下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一千斛用做送葬之费。魏朝自初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下葬前，被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服一袭。
高允的一生践行善行，验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善行在人的一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后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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