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钱理群
（一）
本书是小说 ，又不是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把它当作历史 来读的，而且是比中国 大陆 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要真实得多的历史。
因为本书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三大历史事件 ：1957年 的反右运动，1959——1961年的大饥荒 ，以及1966——1976年 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中，或着意回避（反右，大饥荒），或轻描淡写（文化大革命 ）：这都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历史教育的禁区，“强迫遗忘”是中国当局既定文化、学术、教育政策。
还因为本书描述了普通人在三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命运，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我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世界”（《六十劫语。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本书都显示了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你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吗？请读本书这样的“野史”。
（二）
但我又无法将本书当作一本给我以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来读，我是用心去读的，或者说本书给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我首先注意到，并心为之一动的，是本书作者的“身份”。在书中这样介绍作者：“三岁时成了右派狗崽子，于是坎坎坷坷上完了小学，没有读完中学。文化大革命遣送十种人，大年三十与父母一起押送农村整整十年”。简短的数十言的背后，是一部心酸的历史。我立刻想起了：在刚刚参加的一次有关反右运动的讨论会上，一位“小右派”的带血的倾诉——
“1957年，我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
“全国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受迫害，我们跟着倒霉。他们是冤枉的，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心迫害，那种凌辱和磨难留下终身的创伤。
“我们别无选择 地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只能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活着。
“我们这些小右派学会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 ，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 。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分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又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 ？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谁能够偿还？谁能够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巫一毛：《我们这些小右派》。作者写有自传《暴风雨 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英国蓝灯书屋出有英文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有中文 版）
在这些无辜的孩子的追问面前，不仅罪恶的制造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都受到了审判。我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在研究反右运动时竟然忽略了这些“小右派”所承受的历史苦难，而感到羞愧，不安。
就本书的阅读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读懂本书，就必须先读懂（了解，理解，体会）“书外”的这一“小右派”的心灵史。
据我所知，本书的作者还没有写下个人的这段历史，而是首先把注意力转向父辈的历史：他早在1985年就因自己的尕爷爷饿死在夹边沟，而开始走访活着出来的人，写成报告文学和小说，在全国首次披露了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血腥的历史，打破了禁区，并顶着各种压力，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于2002年写出了《风雪夹边沟》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五年后又再作修订出版。作者显然怀有历史的责任感：父辈被遮蔽的历史，后代来书写，父辈没有说出、不允许说出的话，后代说出来；父辈的血不能白留，父辈的苦难要转化为精神资源，父辈的精神传统 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是历史的命令，是父辈生命的嘱托，更是自己内在生命的需要：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过本书的写作，而使自己摆脱了体制制造的先天“失脑”（不会独立思考）和“失语”（不会说自己的话）的状态，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我正是为此而感到了震撼：“一代先天的哑巴说话了！”，这意义实在是非同小可的。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特地写到，小说的主人公杨鹏劫后余生回到当年的坟地，“把热身子贴在地上，好似感受到了地下难友们的血在我的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其实也是作者的心声：他通过本书的写作，同样感受到父辈的血在自己“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实际上是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的，生命的传递。这意义同样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宣布了“强迫遗忘，割断历史”的体制意图的无用和无效。
“谁能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三）
本书的描写，最引人注目，最惊心动魄之处，自然是关于在大饥荒年代，在夹边沟里，所发生的“人吃人”现象：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 其中，不仅“韩胖子”，连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赖世俊，以至男女主人公杨鹏和雷燕，都有意无意地吃过人。而小说中的多才多艺的上海小伙子马丰的临终遗言，竟然是希望自己死了以后，难友们吃了他的肉，以便活下去，有一天能将自己的死讯告诉父母！
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因战争或灾荒而“求生性吃人”的记录。但中国的特点，一是这样的“求生性吃人”事件特别多，一是还有“习得性吃人”，即“理论指导下的吃人”。有学者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统计出清王朝有352次灾荒，发生了19例人食人事件，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的相互吃；这就是说，清朝统治的250年间，大约每十五年就发生一次人食人的事件。（参看《拒绝遗忘。说“食人”》）。而本书所描写的人食人事件，却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刚十年之际，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广西等地发生，这个事实是触目惊心的。还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广西吃人，是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旗号下发生的，是典型的有理论指导的“习得性”吃人；而本书所写到的夹边沟的吃人，其表现形态主要是“求生性吃人”,但其背后却依然是有“理论指导”的，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牺牲论与代价论”。本书写到，夹边沟农场场长刘宏因死人太多，且出现吃人现象而感到压力，向地委书记商震汇报时，竟遭到了怒斥：“你这是右倾。国家暂时遇到了困难，你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说这话，这是个立场问题。该死的娃娃球朝天，搞社会主义呢，死了一个人，尻子就松了吗？”——在当政者眼里，在“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面前，人的个体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高论，越是理直气壮，越令人恐怖。
（四）
我们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夹边沟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本书对此涉及不多（这可能是一个弱点），只有一处点到，就特别值得注意。据说劳改 农场后来从夹边沟转移到高台县明水滩，是因为中共甘肃省委要在那里，“联合酒泉一带的十一个农场，让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基地，成为甘肃省的一个米粮仓，以便甘肃在粮食问题上完全自给自足”。——原来在历史的空前惨剧上面，还蒙有一层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神圣光圈！其时也正在河南农村（那里也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劳改的右派，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一语道破这样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 ”的浪漫空想的实质：不过是要建立“地上天国”（参看《顾准日记》）。这正是典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观”，和反右运动以后极大地强化了的，拒绝科学 决策，缺乏制约和调节功能、纠错机制的高度集权体制，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两千八百多个劳改犯，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的“夹边沟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1959——1961年三年内，全国死于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的人数，至今官方还没有提出准确统计，但据学者的研究，总在一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这真是血的教训：“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的浪漫空想，在专制体制下，它的现实实现，只能是“人间地狱”。这正是我们所面对的“夹边沟事件”的实质。
（五）
最后，除饥饿的惩罚之外，还加以精神的迫害与控制，使“人”不成为“人”。
于是，我们注意到，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它有两条平行线索：一条是主人公杨鹏和他的藏族姑娘桑杰卓玛的爱情故事 ——他们在青海兴海县的“鬼山”上相遇，其时桑杰卓玛正戴着“法王”所强加的“黑带子”，被视为“鬼”；正是时为共产党县长的杨鹏，将她“从鬼变成人”，并在这一过程中结出了爱情的果子；而另一条主线，却是杨鹏无端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接受“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要“从人变成鬼”。人们自然要联想起我们那一代就很熟悉，今天年轻人也时有接触的《白毛女》的著名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看作是《白毛女》的续编：“新社会又试图把人‘改造’成鬼，而人却要坚持为人”，于是，就有了“改造”与“反改造”，“人”与“鬼”的反复较量：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情节故事与内容。
这里不准备具体分析本书对形形色色，个性 各异的“人”与“鬼”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的生动描述——作者一点没有把复杂的生活与人性 简单化，而是如实地写出了：“鬼”中尚存的“人气”（当然也有毫无人气的“鬼”），“人”中沾染的“鬼气”，看似堕落为“鬼”，却在坚守“人”的根本的“人”，以及“人”摆脱“鬼”的诱惑、纠缠的斗争——-等等。我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外在环境的一切条件都在逼人为鬼，但夹边沟里的大多数人，都坚守住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并且正是在漫漫无尽的苦难中，维护了人的尊严，理想，独立思考的权利和精神自由，从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把作为本书描写对象的右派，仅仅看作是历史的受难者，更要珍惜他们身上所积淀的民族精神财富。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右派的后代，正是从他的前辈那里，吸取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从而挺身为“人”的：本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或许是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启示。
2007年8月8 日
来源： 看中国
From 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野史”-来源：澳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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