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文
来源:正见网
一、王詹事爱民情深
宋代朱熹：《朱文公政训》记载：
王詹事担任泉州知府。刚上任时，就召见下辖七个县的县官，向他们敬酒时，把爱护百姓的意思，遍告他们。他出示自己写的一首绝句道：
九重天子爱民深，
令尹宜怀恻怛心。
今日黄堂一杯酒，
使君端为庶民斟!
七个县的县官，都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所有官吏，百姓，无不敬畏、爱戴他。他多年如一日，诚挚热心，护爱百姓。
他离任的那天，当地的父老、乡亲、儿童，攀在车辕上，深深地依峦他，不让他走的人，不计其数，他也为此流下热泪。至今，泉州的百姓，还像对父母一样地怀念他。
二、“枉杀无辜于国不利！”
《元史?严实传》记载：
当初，彰德路既已攻下，又攻破水栅，主帅带孙（人名，蒙古军官），对彰德地区的守军和平民，反覆无常的行为（指投降了又反叛的行为），很是生气。于是，带孙胜利后，便驱赶老幼百姓数万人，准备进行屠杀。严实（人名，投蒙古军后，深受重用，保护汉人军民有功）劝阻说：“这都是国家的旧民，我们的兵力，不能保护他们，他们为守军所胁从，哪里有什么罪呀？枉杀无辜于国不利！”带孙主帅，听从了他的话。继而攻破濮州，带孙又要杀那里的守军与百姓。严实又进言：“百姓没有和我们为敌，怎么能与执兵刃反抗者，一同杀戮？不如留下他们，为军队供应粮草！”濮州又有数万人，免于灾难。其后，在曹州、楚丘、定陶、上党各地，严实都同样保护了当地军民。
当时，蒙古兵由武关，出攻襄阳、邓州。严实驻扎徐州、邳县之间，以为河南攻破，蒙古兵屠戮必定多，就派人载金钱、布帛等物，前往赎取，并且约束所属诸将，诸将没有敢妄自杀掠百姓的。河南灵璧一县，应当诛杀的有五万人，严实全部给钱物，赎救下来。适逢大饥荒，人民往北迁徙者，多饿死。法律又规定，藏匿逃亡者，地方保甲村社，都连坐。逃亡者无所依托，死亡僵尸蔽野。严实命令作粥糊，盛置于道旁，救活的人很多。
严实的部下，有逃归山东益都的数十人，益都被攻破，逃亡者全部被捕获，逃者以为必定被杀，严实却置而不加问罪。有个叫王义深的人，是王义斌的偏将，听说王义斌战败，即将奔赴河南。严实家族在东平府的，都为王义深所害。河南攻破后，严实捕获王义深的妻子与孩子，厚加周济抚恤，把她们送还乡里。最终，不以旧怨为嫌。严实宽厚长者之风，就是这样的。
三、幸乱之民亦可为赤子
《明史?吕坤传》记载：
吕坤：字叔简，河南商丘市宁陵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历官知县、郎中、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山西、刑部侍郎。因久在地方，熟悉地方政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疏陈天下安危，是其论政的代表作，这里节选其中一节。所著《实政录》，则为后世地方官，所推崇。
刑部侍郎吕坤上奏书，说：自古以来，希望动乱的人民有四种。一是无聊之民：这些人没有办法得到温饱，家庭都很困苦，因此怀有造反的念头，希望能够以造反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二是无行之民：这些人趾高气扬，野蛮剽悍，忽视法律，轻视生命，自己喜欢的财富美女没有机缘得到，等到有事变就希望通过淫杀抢掠来达到；三是邪说之民：这些人通过邪教结社，把邪说传播到四方，那些教主和传头们，在各地结成团伙。如果发生事变，这些都是归附的人；四是不轨之民：这些人乘借事端以投机取巧，妄想充当英雄霸主。他们只希望目前有事变，不喜欢天下太平。
陛下若能约束自己，而爱惜人民，减损上官，增益下民，则四种乱民，都可以变为赤子！否则都会成为国家的敌寇和仇人。国家的安危，皆系于朝廷的态度与行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舟主怨水、弃水，把水都掏干、弃尽了，那时，舟亦无所依托矣！
四、爱民便民号清官
《明史?杨碹传 附盛顒传》记载：
盛颙，字时望，江苏无锡人。天顺(1457–1464年)初年为御史，因得罪权臣石亨，而遭贬官，为束鹿知县，后升知府、布政使、刑部侍郎、副都御史。他巡抚山东，于救荒政务，卓有成效，为时论所称许。
河北束鹿县的百姓，对不公平的徭役，甚感痛苦，知县盛颙，此时设立了九条法令，继任者不能变更其内容。盛颙因母亲去世，而守孝去官。守孝期满，鹿邑县民，相率来到京城皇宫，请求让盛颙还任。盛颗再任束鹿县令，更加不施用鞭扑刑罚。有诉讼者，盛颙进行劝谕，诉讼者则叩头不复辩解。
邻县的诉讼案件，不能解决的，也都到盛颙这里，来求判决，盛颙只言片语，便能将他们折服，各自心满意足地离去。束鹿县郊外，有空闲土地，民众争先恐后，前来建房居住，逐渐成为市镇，大家把这里，称为“清官店”。
五、动乱责在官府，晋江逌厚抚百姓
清代金庸斋《居官必览?兴革》记载：
晋江逌（读由）担任县令时，百姓为了活命，而逃往到深山中去的，有几百家。这些人依仗险要与官府抗拒，前后几任县令，都不能平定他们。晋江逌到任后，召见逃亡者们的首领，极其诚恳厚道地安抚晓谕，一月之内，他们就携妻带子，返回家园。
晋江逌曾经说：“叛逆之民，可以以恩德交结；无知之众，可以用道理说服。何况百姓喜欢太平，而讨厌动乱；喜欢安定，而讨厌危险。如果能够免于饥寒，谁又想动兵刃?只因朝廷既频繁征收赋税钱财，郡县又增加征调的负担，没办法才去劫夺，以维持生存，这是谋求生存，而不是谋求动乱。当事者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杀死，这样做，有伤仁爱！又有谁会甘心情愿、白白等待饿死、或被处死呢?”
六、欺民即欺天，天可欺乎？百姓断不可欺！
清代袁守定：《图民录》卷1记载：
孔子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事笃实而恭敬，这几个字，一定要时时刻刻都铭记在心，才行得通。《周易》里的《中孚》一卦，讲的是只要内心诚实，即使用小猪和鱼来祈祷，也是可以的。凡是担任地方官的，如果诚心诚意地推行实政，他下面的民众就会受到感动，自然会产生随风响应的效验。这就是说，非常诚实而不受感动的百姓，是没有的。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虚假和浮夸，那么，老百姓是不会受欺骗的，这也是常说的不诚实就不会有人听从指派。官员的性格脾气、思想方法，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担任官职的人，怎么能够不诚实呢?“欺民即欺天，天可欺乎？”百姓断不可欺！
七、治理国家首先要亲近人民
清代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记载：
统治人民，不用担心人民不尊敬，怕的是人民不亲近；尊敬官员是因为畏惧法律，亲近做官的，则是出于感激。要让人民顺从教化，不去亲近是不行的。而亲近人民的方法，在于能体恤人民的痛苦、爱惜人民的力量、节俭人民的财力，以真诚去对待他们，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信誉，让他们不觉得当官的可怕，而觉得当官的值得感激，这样就有官民一家的气象了。人民有求于官府，官府无不答应；官府有需要动用人民的地方，人民没有不乐于承担的。否则，等到事情紧迫而去使唤人民，必然会有不答应的人。往往在相邻的两地，同样一件公事，这里能马上完成，那边却始终不能完成。不懂实情的人，说这里是没有良民。难道真的是缺少良民吗?并非如此，是官民之间亲与不亲的原因，才导致这样的不同结果。公事经常有轻重缓急之分，所以，治理国家首先要亲近人民。
八、官吏施行惠政，上苍必赐厚报
清代黄六鸿《福惠全书》记载：
做官廉洁爱民，致力于做善事，原属士君子所应该作的，不是邀名誉，也不是求报答。然而名誉犹如影子，实际犹如物品，怎么能有物品而无影子呢?报答犹如声响，实施犹如声音，怎么能有声音而无声响呢?因此，州县官致力于造福人民，一定能够洁已爱民，也就有其实际了。以福惠为政，是能够力行善事，也就有其施行了。福惠的本意不过是想让百姓蒙受其荫庇的恩泽，使对方弘大其安乐的利益。而谁又知道造福者即是得到福的基础，施仁惠者即会得到仁惠的报答。以此可以使朝廷听到他的好名声，富贵荣华以至有钟鸣鼎食的赐封，感彻苍穹上帝，恩泽绵延于子孙。名誉与报答，犹如影子跟随于物品，声响来源于声音，又何必等待邀名求报呢?每见居官者，贪图小利，而忘却厚集；放纵自己的暴虐，而不顾上天的报应。这是何等的拙谋而思想偏僻啊!前面叙述的只是福惠于民，没有谈到利益实际归自己，因此特别提出，希望有卓识的贤能县官，把此书看作一篇当官的功过标准就可以了。
九、几位仁者谈执政
明代杨昱《牧鉴?心术二》记载：
王质担任苏州通判，知府黄宗旦，抓到私自违法铸钱的盗贼一百多人，委托给王质处理。王质问他：“私自铸钱事情的发生，没有踪迹可寻。你是从什么地方抓到他们的?”黄宗旦说：“我用一定的手段诱供出来的。”王质严肃地说：“仁义之人施政，用一定的手段诱供别人，把他们置于死地，自己反倒高兴吗?”
明道先生担任县令，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座位的右侧，书写“视民如伤”四个字。并说：“我经常感到愧对这一座右铭。”龟山先生说：“观察明道先生的用心，应该是不会错判鞭挞的人。”
吕希哲为人处事，都是从长计议，寻求因人施教、诱导百姓的方法。担任知府时，命令国库多积存鳆鱼等干物以及笋干、菌干，
用来招待宾客，以此减少杀死鹅鸭等动物。
周敦颐说：“治理天下，不过是纯洁自己的心灵罢了。在行动静止、言语外表、观看聆听方面，不要违背仁、义、礼、知这四种品德，就是纯洁了自己的心灵。”
程颐说：“即使是职位最低微的官吏，假使具有爱物之心，对他人也必定会有所帮助。”
有人问道：“处理政事无所用心，只想用宽恕来治理，怎么样?”程子说：“推行这样的心意来实行宽恕是正确的；如果只专心实行宽恕就错了。宽恕是自己本来就应该具备的品德，不是求取以后才可得到，只不过是把宽恕之心加以推行罢了。”
吕本中说：“为人处事，不是以聪明为首要，而是以尽心尽力为紧要；不是以成就事业为紧要，而是以办得公正、便利为最好。”又说：“做官的要旨是，正直而不招致祸害，谦和而不损害道义，在于人们能周密审慎地考虑它。然而这只是追求合乎道理，而不是出于私心，而专为自己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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