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澳洲日报
该消息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中国政府官员访澳时看到了这些广告，然后要求一家浙江省的厨房家电制造商撤掉为期一年的广告合约。费尔法克斯媒体看到了两家公司终止合约的电子邮件和短信，指出“因为获得了浙江省宁波市政府的紧急指示，这是必须的”。
或许是电话劝诫，或者是在公共事件现场阻挡记者，或者是通过命令与中国大陆相关的企业撤下广告，甚至是让中国政府机构直接投资。
据《悉尼晨锋报》周日报道，澳洲的华文媒体人士称，北京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强对澳洲几乎所有华文媒体的管控。随着政府逐步加强管控中国侨民信息消费的力度，除了少数几家华文媒体之外，几乎所有的华文媒体机构都被禁止报道政治敏感或者对执政的共产党不利的新闻。
一名在亲中媒体机构工作的、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表示：“澳洲华文媒体近95%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政府收买。”
对这些媒体的要求非常明确：“报道关于中国政府的好消息，坏消息当然是不行的。”该名编辑说。
北京采用的策略是胡萝卜+大棒，并且利用小型独立出版物经常要面对的商业压力。广告商，通常是中国国有企业或者依赖于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被领事官员通知撤下他们在不合作媒体上的广告，改为将广告费送给那些服从党的路线的媒体，该编辑说。领事馆的广告预算也向着那些友好的媒体，依赖中国国有出版物的澳洲华文报纸，每一期都收费刊登好几个版面的社论——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编辑好的。该编辑称，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澳洲华文媒体只能发表中国政府希望他们发表的东西。
悉尼一家独立的华文报纸及网站，无视中国领事馆审查敏感话题的压力，包括对最近的天安门事件周年活动照样报道，告诉费尔法克斯媒体，有广告商在中国领事馆和政府的压力下撤掉了广告。
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毅（音译，Chongyi Feng）曾在2006年创办了短命的华文报章《悉尼时报》（Sydney Times），他就有过被中国官员施加重压的第一手经验。除了撤除广告的商业压力，中国领事馆还会含沙射影地暗示会阻断他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并限制他取得前往中国大陆的签证，从而干扰他的学术工作。他说，一旦广告商都撤掉了广告，他的报纸在经济上便难以为继，只得关门。
不只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压力，那些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亦然。
一家独立的澳洲华文报纸告诉费尔法克斯媒体，该报原本在去年年初同悉尼Wentworth的索菲特五星级酒店达成协议，向其提供出版物，几周后，该报报道了SBS关于在中国活摘器官的调查，然后就被酒店方面取消了协议。
这家媒体机构的董事声明：“索菲特市场营销团队邀请我们提供报纸，作为中国游客的阅读材料，然而，几周后，索菲特接到了中国领事馆的一通电话，要求他们移除我们的报纸，否则就将面临经济上的后果。索菲特在中国有很多生意。”
这份报纸在去年3月从酒店中移除，该酒店的发言人拒绝评论。
费尔法克斯媒体多次向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领事馆要求评论，但都没有获得回复。
“现在情况就更糟了，因为中国的钱更多了。”他说。
根据中国中央政府的指示，中国的宣传部门正在加紧在全球进行协调，以加强其软实力，与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相衬，中国每年花费68亿美元（91亿澳元）来运营并扩张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官方国营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在澳洲，这包括孔子学院在澳洲高校中的扩张，以及上月与澳洲媒体机构达成的交易，包括《悉尼晨锋报》的发行商，费尔法克斯媒体，都将在报纸中插入一份《中国日报》的月刊。
Lowy Institute的研究员蔡（Peter Cai）说，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和塑造，是“一种隐藏的疾病，在很大程度上被澳洲公众以及母语为英文的人口所无视”。
“北京已经成功渗透了大量华文媒体，”他在5月写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甚至利用墨尔本的华人小区电台CAMG来进行中文及外文的宣传机构。”
中国领事馆对本地华文媒体施加的压力，因亲大陆利益团体加大收购此前独立的报纸的多数股权而雪上加霜，包括墨尔本的《大洋时报》。其他华文报纸直接由亲大陆的澳籍华商运营，包括亿万富翁和政坛金主周泽荣拥有的《新快报》。
澳广在2013年放弃了普通话的短波无线电广播，进一步限制了澳洲华文广播的替代品。现在大部分华语小区广播都由国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直接提供。
较新且日益流行的网络新闻媒体，主要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微信传播，并针对年轻用户群，也受到中国对敏感内容的网络审查。这一切都使得澳洲日益增长的华语人口观点益发单一。
冯崇毅说：“凈效应就是，现在澳洲的华人小区，其实他们的主要文化消费仍是党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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