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卖骑手摔倒在冬夜的国定路

2023年12月23日星期六

一个外卖骑手摔倒在冬夜的国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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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凌晨3点，向建军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左腿骨折令这个42岁的男人疼痛缠身。他在黑暗中闭上眼，等着时间把腿治愈。

几小时前，复旦大学东门外的国定路上，为避让两个逆行的行人，向建军送外卖的电动车失控撞向护栏……

一直独来独往的外卖小哥被送进医院。医生要求立刻住院手术，向建军拒绝了——1万元押金让他坚决选择了回家。在微信上向朋友借钱打了块固定的夹板，他回到了出租屋。

在疼痛中煎熬的时候，向建军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一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替他发了求助帖；两名学生去了两趟交警部门，为他开具责任认定书。第3天，平台同意为向建军垫付手术费后，两位志愿者打车到他的住处，要把他‌‌‌‌“拖进医院‌‌‌‌”。

得知自己受伤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被不断转发，向建军惊恐不安：‌‌‌‌“我个人的这一点小事，还要惊动那么多人？‌‌‌‌”

他确实本可以不惊动这么多人。向建军拥有两份保险，一份是平台每日强制扣除的骑手意外险，另一份是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平台企业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但两者都因流程复杂，无法在当下申请到足以支持他入院的费用。

在众多掏不起巨额医药费的外卖骑手中，向建军算得上幸运，却又不免尴尬。

0向建军手术后在病床上。程栗摄

不敢叫‌‌‌‌“120‌‌‌‌”的外卖骑手

现在回想，向建军仍庆幸，11月12日那天出门前，他为御寒给自己绑上了简易的护膝。

那晚，他一口气抢到4个长距离配送单，每单均价是20多元。最长的一单是从他居住的静安区附近到杨浦区的国和路，近10公里。

23点30分，距离最后一单的目的地还有不到两公里，事故发生。

正在等红灯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程栗（化名）听到马路对面‌‌‌‌“砰‌‌‌‌”地一声，紧接着是一阵带哭腔的呻吟。她马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和相机。

回过神来，向建军的左腿已没了知觉，他只能倚靠着电瓶车，盘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是：‌‌‌‌“马上要超时的外卖怎么办？‌‌‌‌”4个顺路单，前3单都已经完成了，最后这单没法退。

‌‌‌‌“外卖看得比人还重‌‌‌‌”，对向建军来说不足为奇。他跑外卖两年了，受伤是常事。几个月前，也是在跑外卖的路上，掉落的树枝把他的眼睛砸肿了，‌‌‌‌“还是照常送外卖，也没擦药什么的。‌‌‌‌”但向建军感到，这次的伤非比寻常。

大腿渐渐出现了灼热的疼痛感。他战栗着拨通了平台客服的电话，想要报告伤情，请系统取消订单。电话那头，客服语气平静地说：‌‌‌‌“系统没有权限取消订单。‌‌‌‌”情急之下，他提前点击了‌‌‌‌“已送达‌‌‌‌”的按钮，打电话给客户解释原因。

很快，校门口目睹事故的学生们围了上来。向建军记得，其中一个学生脱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询问他是否要叫救护车。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钱。‌‌‌‌”

23点45分，交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向建军躺上担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识，他甚至报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场的大学生胡嘉（化名）执意提出陪他到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向建军‌‌‌‌“左股骨干错位性骨折‌‌‌‌”，需要手术。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术就要先缴1万元的押金。他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写下‌‌‌‌“拒绝住院，后果自负‌‌‌‌”，离开了医院。

凌晨2点，向建军拖着伤腿穿过旧小区昏暗的灯光，穿过客厅里其他租客的十几张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处。

这是一个用半个阳台搭出来的扇形空间，直通厨房，小到几乎被一个高低床完全占满，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军在下铺睡觉，他所有的家当收在一只行李箱里，搁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给他买的一杯冰镇柠檬茶缓解疼痛，拄着顺手从床板上卸下来的一根木棒上厕所。他仍觉得折断的股骨能自行愈合，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落下点残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伤口肿得更厉害了。学生‌‌‌‌“恐吓‌‌‌‌”他：‌‌‌‌“这样下去，再也送不了外卖。‌‌‌‌”医生的语音条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几条，都是建议他去做手术的。

但他不为所动，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想再为社会增加负担了……‌‌‌‌”

向建军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独子。他没有伴侣，父母在几年前因病先后离开，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络人只有个位数。在上海，他身边唯一说得上话的朋友还是十几年前学理发时认识的。

2018年，向建军借了贷款，在武汉火车站旁开了一家理发店。没两年，理发店因为经营惨淡而倒闭，负债十几万元的向建军来到上海，在别人的理发店打工还债，两年前又转行做起了外卖。在遥遥无期的还债过程中，‌‌‌‌“失信人‌‌‌‌”的名声是他的隐痛。

那个无比漫长的夜晚，向建军坐在床上，伤腿钝痛。他把戴了十几年的平安扣坠子扯到一边，喃喃自语，‌‌‌‌“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垫付手术费中的‌‌‌‌“拉锯‌‌‌‌”

向建军受伤后第三天，一群学生来到他的住处劝他接受治疗，声称：‌‌‌‌“医药费已经有着落了。‌‌‌‌”

原来这几天，目睹向建军受伤的程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替他求助。为了解后续情况，她想方设法通过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人生第一次作为‌‌‌‌‘家属’签字是给陌生人。‌‌‌‌”

当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复达到了上百条。好几位留言者都有过帮扶骑手的坎坷经历：车祸后，外卖骑手本可以得到赔付，但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政策，错过了申请的时限。

有人想到医保和新农合，但向建军此前从未缴纳过医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但向建军未达到‌‌‌‌“急重危‌‌‌‌”的标准，不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所覆盖的帮助范围内。

有人替他联系上了上海慈善总会，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没有户口，没有一个街道和社区能够为他提供救助资金用于治疗……

在梳理信息的过程中，程栗惊讶地发现，向建军站在各种帮扶条例的半径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灵了。

现在，平台为他提供的两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险，是他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门在外卖骑手、专车司机中陆续开始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以下简称‌‌‌‌“新职伤‌‌‌‌”）。

‌‌‌‌“我看到过新闻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骑手应该都上了这个保险的。‌‌‌‌”向建军关注过这个消息，为这个消息切实欣喜过，觉得‌‌‌‌“自己起码有了份保障‌‌‌‌”，但是具体的保险流程是怎样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没有‌‌‌‌“被保上‌‌‌‌”，他说不上来。

受伤之后，向建军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统上点击了保险赔付的申请，上传材料之后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审核‌‌‌‌”状态。

根据一些网络留言的志愿者的经验和平台客服的回复，以往准备‌‌‌‌“新职伤‌‌‌‌”的材料到赔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个月以上。‌‌‌‌“这就是让你自己先垫付，然后拿着医药费单子后报销的流程，但是这个正规的流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如果那个骑手兜里没钱，拿不出那笔医药费该怎么办？‌‌‌‌”向建军事后回忆。

通过这则帖子，复旦大学社工专业的硕士生王岭（化名）和国际政治学院的刘彦（化名）找到程栗，希望为向建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哲学学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处理过骑手受伤的相似事件，或许经验可供参考。凌晨，他们在微信拉了个群。社会志愿者马文龙和陈铮也参与进来。

向建军还想着‌‌‌‌“再等等‌‌‌‌”，学生们却替他着急，催他开通水滴筹，他依旧犹豫，‌‌‌‌“该不该麻烦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军的筹款链接终于发出。‌‌‌‌“骑手‌‌‌‌”‌‌‌‌“送餐时跌倒‌‌‌‌”‌‌‌‌“放弃治疗‌‌‌‌”，尽管向建军的自述很朴素，但这些字眼牵动着点开链接的每一个人。仅仅用了3小时，‌‌‌‌“水滴筹‌‌‌‌”设置的5万元就筹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伤的他，打来电话，表示可以为他垫付医药费。

有了‌‌‌‌“双重保险‌‌‌‌”，学生们陪同向建军再次到了医院，但麻烦远没有结束。根据医院的要求，入院费用无法通过公司账户转入医院，需要用私人账户转账。而‌‌‌‌“水滴筹‌‌‌‌”里的钱还没来得及取出，外卖平台派来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没有用私人账户转账的惯例，需要向上级汇报‌‌‌‌”。

那天很漫长，向建军在医院的长椅上从中午坐到日落，辗转在急诊室和住院部，看着平台的人来了又离开，安定下来的心又悬起来。天黑了，送他就医的志愿者陈铮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账户为他垫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军终于住进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里，初来乍到的向建军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患者。医生把他骨头错位的大腿悬吊起来。在护士注射的时候，整层楼都听到了向建军的大喊。护工也说，他按铃求助的次数比邻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释自己‌‌‌‌“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发脾气‌‌‌‌”。

医院又发来催缴8万元预交款的短信。‌‌‌‌“为什么要预缴那么多？我之前也有个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医院让预缴的费用只有小几万元。‌‌‌‌”一位有经验的志愿者很警惕。

有一次听到医生的议论，志愿者们才明白：许多受伤的外卖小哥，和向建军一样，没有积蓄，送到医院后，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赔付，拖欠了医疗费用。

王岭和刘彦跑了两趟杨浦区交警支队，给他开出交通责任认定书：两位行人逆行，向建军无责。监控录像没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军强调反复他不追责，‌‌‌‌“如果我想要让行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险赔付是不是又会变得更复杂？‌‌‌‌”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又来探望向建军了。他们带来一份拟好的手写协议，主要内容是，等向建军先用完已有的筹款，平台会再来支付余款。

他们站在向建军的病床前解释，这是出于‌‌‌‌“保护骑手的权益‌‌‌‌”：‌‌‌‌“我们和你，严格来说是没有劳务关系的，垫付是出于关心骑手……‌‌‌‌”向建军有些委屈。

不过，送外卖的他确实不属于任何一个站点，他更习惯‌‌‌‌“单枪匹马‌‌‌‌”作战。他从没加过骑手群，因为要下载额外的app，他舍不得多花这一小点流量钱。

在手术当天，几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医院降低预缴费标准，向建军把手边筹集来的善款都转入医院账户后，就立即手术；平台虽没有垫付向建军的医药费，但承诺：‌‌‌‌“如果还有不够的后续治疗费，平台会出面垫付。‌‌‌‌”

11月20日晚间，向建军的手术在几经坎坷后开始。医生把几根钢钉敲进向建军股骨的断裂处。骨头终于接上了。

‌‌‌‌“你们不要指责平台‌‌‌‌”

手术很顺利，向建军给自己设定了一厢情愿的康复计划：术后在医院康复一个礼拜，回家后再养两个礼拜，‌‌‌‌“21天以后，就能尝试跑外卖了，轻轻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农历新年以前完全恢复。2023年春节，他没有回湖北老家过年，留在上海继续干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奖金鼓励他们不休假，他多挣了几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卖跑得最顺的时候摔了，那时我接连5天，每天都会跑到300元以上。‌‌‌‌”说起受伤前一周的‌‌‌‌“战果‌‌‌‌”，他难抑自豪。但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时，他就会下意识摩挲下僵直的左腿。这是医生的嘱托，努力收放下术后左腿小腿和脚掌的肌肉，有助于康复。

‌‌‌‌“你们不要总指责平台，他们也没有犯错，谁也没规定他们必须为我垫付医药费，我身体好了肯定是要继续送外卖的。‌‌‌‌”向建军总是这么叮嘱想要在各个渠道想要公开他故事的学生、记者。

向建军在吃饭。杨书源摄

从很多方面看，向建军送外卖，既是为了生计，也关乎热爱。他42岁的人生里就干过两个职业：理发师、外卖员。用他的话说：‌‌‌‌“前者我不感冒，后者我多少有点天赋。‌‌‌‌”

向建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10年还是个撇撇（不太合格）手艺‌‌‌‌”。创业失败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的理发店，但是，撞上疫情，理发店的顾客锐减。

向建军眼看着还不上债，跟着别人涌入外卖行业。

最多的时候，向建军一个月送外卖能挣1万元出头，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单十元二十元挣来的。但是今年，向建军觉得，也许是送外卖的骑手越来越多，外卖行业突然变‌‌‌‌“卷‌‌‌‌”了。平台记录显示，10月份，他送外卖的总收入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饭、还债之后，一分钱也没剩下。

尽管如此，向建军还是喜欢送外卖，这和‌‌‌‌“以送外卖为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把平台给他派发的长距离配送单视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劳，觉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他说：‌‌‌‌“等我发掘一下自己的潜力，跑到1万元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跑不到钱，是自己努力不够，和平台没有关系。‌‌‌‌”

在程栗最初在小红书上发布的那条为向建军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军第一次注册了账号并写下了他的评论‌‌‌‌“真的没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这么坚强，背影还很帅！‌‌‌‌”

在几天的接触中，学生们对向建军的印象是健谈、爱笑，但是受伤后却几乎没有朋友来看他。他和王岭聊到他新认识的女友。他说了自己的伤情，但女友却说工作很忙，不能来照顾。王岭笑了，说：‌‌‌‌“那这就是对她的考验。‌‌‌‌”向建军点头说：‌‌‌‌“对，她没有通过考验！‌‌‌‌”

回忆起这次骨折，向建军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亏‌‌‌‌”：多亏有学生帮忙；多亏自己当时戴了个护膝……

这种自我开解的心态，一度让帮他的志愿者费解：为什么一个人在工作时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不断寻找自洽？

实际上，从进入社会就游走于基础服务业的向建军，很少有向社会保障体系求助的机会。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基本‌‌‌‌“五险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时，老板曾提出由店里承担大头，给向建军上社保，但向建军不干。这样，他每个月能省下两三百元，能尽早还清银行的债务。

让人意外的是，当被问起受伤后最失望的时刻，向建军没有说筹集医药费的艰难，而是提到，平台没有把他摔倒后的超时订单取消。‌‌‌‌“这是举手之劳，如果不取消，我就会在系统里被降级、扣分……‌‌‌‌”

外卖平台上显示，受伤那天，他因为‌‌‌‌“超距离点送达‌‌‌‌”收到了平台发出的两份罚单，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发3天之后，平台才取消了这两笔罚单。

谁才应该是‌‌‌‌“第一顺位‌‌‌‌”？

手术后，在医院只住了3天，向建军回家了。医院账户里筹来的钱几乎用光了。康复的费用没了着落，平台承诺的医药费还没垫付进来。

向建军选择了妥协：‌‌‌‌“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复。‌‌‌‌”

学生们专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时，群里已经有19个志愿者了。

从发帖直到手术，学生们持续感受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震荡‌‌‌‌”。程栗几乎天天扑在这件事上，每隔2-3分钟就会去翻看手机，一条接着一条地回复热心人的关心和建议。这占据了她所有课余时间，她疲惫不堪，不知道何时能抽身。

手术后，为向建军奔波了多天的学生们找到了社工专业的老师请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写下一份《骑手向建军救助交接事项》，一是把他们帮助向建军办理的各项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这次求助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但学生们也很明白，签下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真正放下。

学生们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轨道，但向建军的求助仍时不时来叨扰。‌‌‌‌“过两天换药，能不能出几个人？‌‌‌‌”‌‌‌‌“明天拆线，能来帮忙吗？‌‌‌‌”渐渐，向建军也从最开始的‌‌‌‌“不好意思开口‌‌‌‌”转变成了那个常常向学生求助的人。‌‌‌‌“是不应该总打扰他们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养伤的向建军也很尴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骑手的社会保障体系暂时失灵时的‌‌‌‌“偶然替代‌‌‌‌”。对一个拿不出医药费的骑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体系，似乎也没有写在纸上的流程可以参考。

他有很多具体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时申报意外险和‌‌‌‌“新职伤‌‌‌‌”？多久能拿到钱？这几个月没有收入怎么过下去？

‌‌‌‌“建议出一个‌‌‌‌‘外卖骑手出车祸了应该怎么办’的帮扶手册。‌‌‌‌”一位志愿者在程栗发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军请朋友帮忙打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资料，学习‌‌‌‌“如何一步步申请新职伤保险‌‌‌‌”。

向建军的宿舍。陈书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