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敬
来源:正见网
一、古人对官宦子弟的深切告诫
唐朝有个柳玭 (读频),做过御史大夫。他出生于高官世族之家,祖父柳公绰,当过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父亲柳仲郢,从京畿铸钱使、东川节度使,升任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哥哥柳璧,也担任过谏议大夫。象这样一个世代高官之家,是怎样教育子弟的呢?世传柳公绰治家甚严,《旧唐书》上说,他的“子弟克禀诫训,凡言家法者,皆称道柳氏。”
唐朝的风气,权贵子弟往往斗鸡赛马,花天酒地,仗势欺人。象柳家那样严于教子的人,是很少有的。
柳玭依据所见所闻和家庭教育的经验,专门写了一篇告诫官宦子弟的文章,写得很有见地。他说:“夫门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不但不能靠父辈的地位吃饭,而且还要时时警惕。因为,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人,对不起祖宗。即使“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乎?”(以上,讲可畏。下面讲不可恃)为什么“不可恃”呢?因为“门高则自骄",别人也容易妒忌。你做得好,有“实艺懿行”,别人也“未必信”,而如果有“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大家都来指责你)”!有一点小毛病,指责的人必然很多。所以,他认为“承世胄者(生在高干家庭的人),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所以,继承祖先门第的人,应当在德才两个方面,必须加倍严格要求自己。
柳玭反对“以无能望他人用,以无善望他人爱。”有些人自己无能,又无善,得不到别人的重用和赏识,反而说是“我不遇时,时不急贤。”归究于自己运气不好。柳玭认为,这种人,就好比农夫种地不认真,却埋怨天时。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不挨饿的。
柳玭向子弟们介绍他自己小时候听到的“先训”和“家法”。归纳起来,有六条:“以孝悌为甚,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力讲孝悌,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就容易团结。“恭默”讲的是交友之道,不但要有礼貌,而且不要随便评论别人的长短。“畏怯”’并不是提倡胆小,而是说办事要兢兢业业,时时想到有办错的危险。“勤俭”是柳家的传统,柳家遇到灾荒年,虽然富裕,每人一顿也只吃一碗饭。柳仲郢三次担任节度使那样的高级地方官,却“厩无车马,衣不熏香"。这些,都给后辈做出了榜样。他反对把“交结”看到太重,就是说不赞成靠拉拉扯扯的“关系”,反对用“关系学”来谋求升官发财。他所说的“气义”,指的是性情褊狭,器量窄小,爱为琐细小事和别人争一日之长短,这种做法当然是应该防止的“招祸之道”。
柳玭还总结了高干子弟“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的五条容易犯的毛病:
第一条,是自求安逸,不甘心过清贫淡泊的生活。妄自尊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第二条,是不读书,没有扎实的学问,却喜欢评论时事。自己不懂,又瞧不起有学问的人。
第三条,是讨厌超过自己的人,却喜欢巴结自己的人。看到别人做了好事,就嫉妒;看到别人的缺点,就到处宣扬。
第四条,是喜好游乐,贪杯嗜酒,看不起扎实勤劳做事的人,怠惰成习,难以改正。
第五条,是急于向上爬,为了求得升官,讨好有权势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当上一官半职,最后还是要垮台的!
柳玭认为,“兹五不是,甚于痤疽(大疮)。“痤疽则砭石可疗”,可以医得好。但是这“五失,则巫、医莫及,不可药救。”
柳玭对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子弟的各种毛病,看得清,摸得透,揭示得十分深刻。所提出为防范措施,也切实可行。可谓上善之举,应予参行!
【附言】
出身不由己,修行在个人。路要自己走,选择奔前程。“三退”保平安,时间不等人!
二、司马光谆谆说俭约
历来的有识之士,往往教育子女注意俭约。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司马光给他儿子司马康写的信。这封信,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很有说服力。
司马光是北宋的宰相,历史学家,名重一时。可是,他却从来不摆阔。他给儿子的信,就从自己讲起。
他说:“我的家庭本来是清寒的,清白的家风世代相承。我的性格不喜欢豪华奢侈。小时候,大人给一件装饰有金银的华美服装,我就觉得害羞脸红,不愿意穿。二十岁考中了进士,参加皇帝赐的琼林宴,别人戴花,我也不愿意戴。同考的人说,这是皇帝赐的,不能违命,我才勉强插戴一支。平时,穿的能够御寒,吃饭能够饱肚,就行了。当然也不是故意穿得破旧肮脏,来沽名钓誉。”
摆出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司马光就来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要俭朴的道理。
他说:“许多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我却认为节俭朴素才算美,尽管别人笑我顽固,我却不认为这是我的缺点。孔子说:‘奢侈豪华容易骄傲,节俭朴素容易固陋。与其骄傲,宁可固陋。’他又说: 一个人因为俭约而犯过失的事,是很少见的’。‘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却又以吃粗粮、穿布衣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和他讲学问的。’可见,古人是以俭约为美德。现在的人却讥笑、指责朴素节约的人,这真是奇怪的事!”
接着,司马光批评了当时社会风气愈来愈奢侈。他说:“早年我父亲在世时,家里来了客人,也不是不备酒,劝上三次五次,顶多不过七次就算了。酒是从街上买的,下酒的果子,不过是梨、栗、枣、柿之类,菜不过是干肉,肉酱、菜汤,用具不过是磁器、漆器。当时的士大夫家,都这样,也没有人说不好。互相之间来往密切,花费不多。情意却很深。现在的士大夫家,如果没有按皇宫中的办法酿的酒,从远方采购来的珍异果菜,多种多样的食品,摆满桌子的贵重餐具,就不敢招待客人。常常是经营几个月,才敢发帖请客。如果谁不这样做,别人就要笑他小气、吝啬。所以,能够不跟着这种风气跑的人,实在很少。风俗坏到这种程度,我们虽然禁不了它,难道还忍心去助长它吗?”
司马光在信中,向儿子讲了几位本朝以俭朴著称的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宋仁宗时,张知白任宰相,他的生活水平,仍旧保持过去在地方做小官的那样。有人劝他说:“阁下收入不少,生活如此俭约,外面人说你是‘公孙布被’呢!”公孙就是汉武帝时宰相公孙弘,当时汲黯曾经批评他:“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张知白叹道:“我今天的收入,全家锦衣玉食,也可以做到。然而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今天的收入,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收入不如今天了,家人久已过着奢侈生活,习惯了,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可能出事。还不如无论我在职不在职,生前或死后,总是这么一个标准,不受影响。岂不更好!”
司马光称赞这种人是能够深谋远虑的大贤。因为他们能够想到平常人想不到的事情。
司马光是研究历史的,他编《资治通鉴》就是为了从历史上寻找经验教训,他向儿子讲俭朴的道理,当然也不会忘记历史资料。
司马光从《左传》引了鲁国大夫御孙的一句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并且加以解释。他说:共,就是同。就是说,各种道德品质都不能离开俭。因为俭,才能没有过多的欲望。没有过多的欲望,才能不被身外之物所役使和支配,才能依正道做人,至少也可以做到谨慎小心,节约开支,避免犯罪,富裕家室。所以说,“俭,德之共也。”生活奢侈,就会欲望愈来愈多,这是没有止境的。这样就会贪图富贵,走上邪路,招来灾祸。这样的人,当了官就会贪赃受贿,不当官也可能偷抢,犯罪,最后都是败家丧身。所以说,“侈,恶之大也。”
为了证明上面的论点,司马光从历史上举了七个“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这里且举两个:
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曾经在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在位时连续执政,然而,他的妻妾,没有穿过绸衣服;他家里的马,没有用粮食喂过。别人知道后,都说他是忠于公室的。
晋武帝时的太尉何曾,生活十分奢侈豪华,每天吃饭要用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子孙也极其奢侈,结果都一个个破了家。历史上说,到了晋怀帝的时候,“何氏灭亡无遗焉”。
司马光说,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他希望儿子司马康,不但自己记住这些事例和道理,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向子孙后代,进行这样的教育。
【附言】人生巨宝曰节俭,利己益家助国安。世上多少纵欲者,皆由奢侈导火燃。奢欲炽处淫邪起,国破家亡境凄惨;贪腐盗杀根苗在,皆与奢欲紧相连。俭约大德灭欲火,清正坦道归家园!
(史实均据清代《渊鉴类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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