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楚雄
白居易曾于《与元九书》中，详细说明他编集自己诗歌的过程。（网络图片）
未入正题前，先看看一首诗：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月下独酌》）
这首诗很流行，我不是想加上什么解释，而是很有兴趣诗的写成和流传的经过。
诗人饮酒 起兴写诗
大家都应知道，李白一个人饮酒，孤单之余，忽发奇想，不如邀月同饮。过程说得很清楚，最后是“醉后各分散”。李白在这一奇遇过后，应是尽欢（或尽悲）而醉的。
这首诗是怎样的写下来的？醉了怎能写诗？或许是醉醒以后补作，但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应知道，醉中和醒后，不论诗兴或感怀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灵感，应是在半醉未醒之时最酣畅，创作也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最高峰状态的。王羲之完成《兰亭序》，据说也是在酒酣之间，醒后再写便不能再登峰造极了。
或许有人觉得我吹毛求疵，李白不能边饮酒边笔录吗？那在完全醉倒之前，便完成千古巨构，醒后再作增删润饰也来得及。
或许就是这样吧，这问题是没有精准答案的。另一问题是：诗成以后，如何能完整保存下来，流传千古，直到今天你和我都能读到？何况现今李白集中，《月下独酌》共有四首，这一系列诗歌，无论 作者或传递者，保存过程应是珍而重之的。
李白名气有助诗歌流传
李白是唐代大诗人，生前已甚有名，他的作品，只要一面世，或许就成为传抄的对象，这有助于流传。现今还保留的某些唐人选唐诗集，李白的作品便有多首。至于以后如何编集，如何刻印流传，这方面研究，牵涉的学问便更多了。
李白有没有作品散佚了？当然不会没有，但他比一生作品只留下来两首的张若虚应该幸运很多倍的。一个人如果想作品保留得比较完整，最好是自己生前编定诗文集，并加以详细说明，确保平生着述可以保留。做过这种工夫的人，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与元九书》
白居易在他的一篇文章《与元九书》中，详细说明他编集自己诗歌的过程：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
他把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一共八百首，连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也说得清清楚楚。分得这样仔细，是出于珍惜？出于自负？怎样都好，都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可惜下文所述，却又有点儿流于轻佻俏皮：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很显然，他重视自己号称为讽谕和闲适的作品，其余感伤和杂律，无足珍重。他寄意将来为他编集诗歌的人“略之可也”，可是自己却“铨次之间，未能删去”，却不止矛盾，还有点儿狡狯了。
为作品分类是自负或另有目的？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传销自己作品的小手段而已，不是吗？白居易的一首名作《长恨歌》，他自己的归类是感伤类，用他的说法是“略之可也”。可是不单止他，还有其他同时代的人，十分珍视这首作品。
《与元九书》引述了一个故事：“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连妓女也以懂此诗自夸，可见这首诗的流行。
他自己也有一首《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分明是以《长恨》和《秦吟》（《秦中吟》）对比，视为传世重作。他预知自己“身后文章合有名”，而且“气粗言大”的宣扬，难道他会忍受后世编集者把《长恨歌》删去，就正如他自己所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如果不是，我想倒有些虚假了。
说白居易最懂传销自己的作品，当然就不止如此一端。他在令自己如何成名下过一番苦功的。成名之道，最佳手法莫过于挑战权贵。他说自己是谏官，写诗讽喻现实是职责，这固然是。
但去到像“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这样的描述，白居易既没有现场参与，颇有点儿戏剧性的夸张成份了。
在当时的人对他做诗的手法已有所质疑：“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说也见于《与元九书》的自述），但这些议论，无疑都没有给反省过来，相反是拿来作为肯定自己别树一帜的论据。
诋訿前人佳构有些过份
自己写诗如此取向也就算了，连前人佳构也尽情诋訿，由《诗经》以降，直至魏晋诗人，一些传颂千古的名句，白居易评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他特别举出杜甫为例，“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贬斥他人，抬高自己，是传销的一种手法，白居易用得很圆熟。
坊间流行的“老妪能解”说法，说穿了又是一种包装营销手法。说见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这个故事是出于旁人杜撰还是当事人自述，无从稽考，我只能采姑妄听之的态度。一位文化人而写诗需要征求文化修养偏低（甚至没有）的老妇人的意见，笑话也说得太大了。证诸白居易诗集中的作品，如真要这样做“品检”，恐怕绝大部份是要受淘汰了。
前人对此已有所质疑，如《苕溪渔隐丛话》：“乐天诗虽涉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旧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说，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于老妪解，乌得成诗也哉？”
苕溪说得客气，这样子的宣传，其实又不过是一种传销手法，意味这种处理与众不同，可以吸引注视。如果这说法是旁人杜撰，是有意陷白居易于不义；如果这说法是白居易自述，是有意陷诗歌于不义。均之两种情况，我希望事实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责任编辑：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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