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年凶兆四起，情急计穷自掘坟墓

2024年7月13日星期六

王朝末年凶兆四起，情急计穷自掘坟墓

来源: 脸书作者: 颜纯钩

近日大陆南涝北旱，北方旱完又涝，全国多处城乡顿成泽国，百姓尽在水深火热中。旱涝固然是天象，但天灾后隐伏人祸，大多数水灾灾区都是水库无预警放水，百姓没有准备之下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各地视频所见，灾民在水中沉浮，在水浸的屋顶呼救，牲口财物在水中漂流，巨浪滔滔，吞没城市村庄。这一次，在灾区救人的都是民间救援队，政府袖手旁观。

最可恶是每次水灾都是政府无预警放水，为何政府如此冷血？放水之前先警告百姓撤离，对政府有什么坏处？那不是让更多人可以避过灾劫，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对政府少一点怨言，与政府多一点配合吗？

全国水库都无预警放水，证明不是一地的疏忽，而是全国性的政策。中共行事灭绝人性固然是常态，但执政者有意制造人间悲剧﹑挖自己墙角的勾当，也只有中共做得出来。

历史上的巨大天灾，很多都在王朝末年发生，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社会戾气上升，天灾夹人祸，瓦解基层政府的管治。不是天灾来找末路的统治者，而是统治者走到末路碰上天灾，天灾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近年来，习氏王朝也呈现种种凶象。习近平亲自指定的高官接二连三倒台，年来中管干部被整肃者以百计。按理，一个王朝若健全，高官应保持高度稳定，最高统治者知人善用，上下一心，按既定国策管治天下。高官阶层不稳定，政策执行没有保障，受损害的是统治者本身。

统治者为什么不断拿手下开刀？主要是王朝末年上下离心，高官暗怀鬼胎，消极反抗，以至中央有令不行，逼中央要借高官人头一用，震慑官场。但高级官员一旦失去安全感，对制度更无归属感，对最高统治者更离心离德，对政务更阳奉阴违，于是上下怨气生，当面喊万岁，背后挖墙角。官不聊生与政务荒疏形成恶性循环，最高当局手脚麻痹，王朝危危乎。

经济全面凋敝，金融危机逼在眼前，中共“适时”推出“警税合成作战中心”的新国策，便是警务部门将全力配合税务部门到民间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以补地方政府的无米之炊。民间企业在经济衰退之下早已千疮百孔，再加上政府的苛捐杂税（甚至有政府派人到店铺劝损的奇闻），硬是要将民企逼上绝路。私企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口更多，民间反抗力量越壮大，中共岂不是越死得快？但现今的处境，已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地步了，能捱过一天就算万幸，根本顾不上长远。

与此同时，中共又推出《农村集体经济法》，重回乡镇级﹑村级﹑组级的三级农村集体经济的架构。什么意思？便是改革开放后的家庭承包制将全面解体，农村回到集体经济框架下。这又是一场杀鸡取卵的大操作，承包制成了空壳，农村所有土地财产资源全部归中共所有。

当经济下沉时，政府实施宽松政策，以承包制鼓励农民积极性，这是赵紫阳与万里当年救中共于水火时的成功经验。当前经济又全面崩溃，正需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时，中共却反向操作，反倒收紧政策，以所谓集体经济代替承包制，主要原因是中央没钱了。

本来，农村以承包制为主，乡镇政府主要靠省市支付度日，中央有钱时固然不是问题，但今日中央“水紧”，钱已经分润不到最基层的农村了，怎么办？唯有靠收回农村土地和财政资源，划归村官管理，村官可以用来自肥，雇用打手，勉强维持基层农村“有人看家”的最低要求。但承包制消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报销，村官与农民的矛盾会加剧，农民的反抗情绪会更炽，这又是一种反向操作的恶果。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都是王朝初期皇帝实行让步政策，因为当其时急需缓和社会矛盾，展示新政府的怀柔，新朝要展现新的信心﹑新的气象，因此让步政策得到民间拥戴。政府减租减税以利民心，官民关系趋于和谐，那是新朝确立的社会基础。

反之，王朝到了末年，一切都在崩溃中，国库空虚政府财困，急需搜刮财富度日，因此王朝末年往往政策更疯狂更失智，更不顾后果。民间已经积怨日深，政府更加变本加厉，结果是官民矛盾趋于白热化，到处是乾柴，只欠一粒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