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善 来源:正见网
一、刘宴理财有道，互通有无，人心大快
唐朝刘宴，任转运使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兵火之后，百废待举，国库空虚，急需筹措。刘晏身负重任，而信心十足。他理财有道，变通有无，曲尽其妙。他以重金招募善于走访、信息灵通的人．各处设立联系驿站，考察收集四方物价，许多边远地区的行情，用不了几天时间，即可得到。他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组织力量。对各种物产，买贱卖贵，调济有无，既充实了国库，各地产物又减少了积压，克服了贵贱、盈亏的弊病。方便了四面八方、各地的需求，做到了互通有无，人心大快。
二、王者爱民，不在赐与，而在富民
刘宴认为，国家关心灾民，不在赏赐粮食财物。而是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帮助百姓耕耘、纺织。要助民致富！一般年成，正常收税，荒年就要适当减免。他在各州县设立知院官，责成他们每十天、一月，及时据实汇报民情，查清丰欠形势。掌握确实情况，责令主管官员，予先制定“取丰补欠”的计划。这样，百姓未等困难来临，已早有准备，民心不慌。但有人指责刘宴，说他不重视救灾。这显然是不对的。善于处理难题的人，是尽量不使难题酿成；善于救灾的人，是尽量不使灾情发展到非国家用财物救济不可的程度。这叫防患于未然。赈灾发放的物资少，灾民不能得到满足；发放的多，耗费财力。国家又承担不起；免强多发放，又得加重赋税。同时赈济中，又有人钻空子：官吏狼狈为奸，而灾区又强者多捞，弱者少得。上述流弊，虽严刑厉法，也难以杜绝。灾区最缺乏的是粮食。但还会有其它产业。国家以低价卖粮给灾民，同时收购灾民的杂货，转卖它处，或国家留用，于国于民，都有好处。还要帮助灾民贩运，卖出多余物资，购进急需的粮食。这些都是有效的赈灾办法。
刘晏把关东的粮食，运到长安，因黄河水急，中途损失大。他采取发一石，收八斗。完成定额有奖，这个办法很有效。长江、黄北、汴水、渭水，水力不同，因地制宜，营造不同型号的船只运输，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抵渭口，渭船达太仓。途中因水设仓，转相受给。从那以后．每年转运粮食达千百万石，竟没有一升一斗的沉没损失。另外，开始时，是有钱人监督漕运，称之为船头；主管转运的人称为捉驿。这些人税外横取，人们称之为白著，中跑私囊，造成百姓无法忍受。有的竞相约为盗。刘晏改变办法，责成官府专人主管漕运，地方驿站主持具体转运事务，废除一些没道理的附加赋税。老百姓的困难得到解决，生产恢复，人口发展，收到巨大效果。
【冯梦龙评曰】
刘晏常说：“户口增加了，赋税便会自然丰广，国家的收入便会自然增多。”所以他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以说：他是抓住了根本！他的做法虽然不如桑孔，但比王安石要高明。王安石只知道理财，但实际缺少具体措施，名为养民，反而多方害民。所以王安石比不上刘晏，更赶不上桑孔。
三、常平盐法，保障百姓生活
刘晏推行食盐专卖法，以充实国库。他想到设置专卖的官员太多，必然给百姓带来许多麻烦。于是，决定只在产盐地区设盐官，收购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允许商人到任何地方出售，其余州县不设食盐专卖官吏。对江南一些边远山村，就把官盐转运去储存。遇到商盐断绝，盐价上涨，就削价卖出，这叫平价盐。官府从中得到了经济收益，又解决了百姓的困难，两举一得。使百姓生活，确有保障。
【冯梦龙评曰】
当时的常平盐法，之所以好，是弥补了市场的短缺，方便了百姓，国家也有好处。但是今天形势变了，要是再这样做，就成了与商人争利了。
四、“取有余而补不足”，不可倒置！
李悝对魏文侯说：“掌握平价收粮，必须注意考察年景。根据各地年成不同，决定收购数量、比例，给农民留足食用。对灾荒地区，要察明实情。调拨丰收地区平价收购的粮食，原价出售。所以魏国虽遇到水旱荒年，而粮价不涨，百姓不逃亡。魏国如此实行“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才得到富强。
【冯梦龙评曰】
魏国实行“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得到富强。任何国家皆可如此而富民强国。怕的是佞臣邪吏，仗势欺民，“取不足而补有余”：专门剥削百姓，去增值权贵，反正道而行魔道，则是非颠倒，国腐民残矣！
（中共的政策，都是“取平民之不足，而补权贵之有余”，使贫者更贫，使富者更富！）
五、“藏粮于民”更好！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遭灾荒，百姓吃不上饭。朱熹向朝廷申请，得到平价粮六百石，建立社仓，用以赈贷。规定夏天从社仓借粮，冬天要附加利息偿还，利息只收一半。大灾地区借粮，利息全部豁免。经过十四年，把原先拨出来的六百石粮，全部归还府仓里，社仓还储存了三千一百石。这些余粮借出，就不用附加利息了。所以遇到灾荒歉收，百姓也不缺口粮。于是朝廷下诏书，通告各地，推行朱熹的社仓法。
陆象山说：“社仓固然对农民有利，但连年丰收，粮源可以持久；假如年景不好，或遇到灾荒，就会出现有散无收，有借无还的局面，来年插秧时缺粮，没有储存出借，仍然无法支助农时。不如结合制定平价购粮法。农民丰收，平价购入，避免谷贱伤农；荒年缺粮，也平价出售，以抵制富户图粮抬价。把收购的平价粮，留存二分之一，以备荒年救济，弥补社仓缺粮，这才是长久之策。”
【冯梦龙评曰】
听取百姓意见，为他们谋利创造方便，便创造了社仓法（朱熹的法）。强迫百姓服从，不顾利害方便，就主观执行了青苗法（王安石的法）。前者有利于民，后者获利于国。现在实行的积谷法，也是社仓的传统做法。但所谓积谷，不过是纸面上的空话，一半为主持其事的官吏吞没，一半为上司转为他用。一遇灾荒欠收，百姓求告无门，只有举家哀叹。还不如“藏粮于民”更好些啊!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当今官府第一类所急当实行的，就是责成各级政府：把没收的赃物和罚款，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对犯有流放、服役以下罪行的人，允许他们用粮食赎罪。大约大县每年可得一万两白银的粮价钱，小县也可得五千两之多。直隶巡抚，所属有一百个县，每年就有谷价银七千余万两，积蓄三年就有二百多万两购粮款，要有一个县发生水旱之灾，可以从无灾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偿还。这样百姓可避免东、西流亡，而朝廷在提供钱粮赋税的江南地区，便可永无南顾之忧。所谓善政，没有能超过这个的。
六、备而无患
河东路财赋不足，官府一有征购，物价随之暴涨，百姓遭殃。明道先生计划官府的需要，责成富户早做准备，确定价格，由富户承担官府的需要。这样富户不因积物伤息而减少收入，乡民也不因缴纳实物而增加支出。乡民缴粮纳税常要直接运到边境。边境路远，而运粮困难，因此抬高粮价。明道先生选择富户有可以任用的人，责成他予先购粮，保证边境的军需。这样便节约了大量的开支，又减轻了乡民的负担。
【冯梦龙评曰】
发挥富户作用，又不增加他们的负担，最具有经济价值。这需要廉洁和诚心，平素又受到百姓的信任。否则，计划未实行，就责难四起，是干不好的。
七、伶人敬新磨，“数落县令恶”！
后唐庄宗，在中牟地区狩猎，大肆践踏周围百姓的田地。中牟县县令，挡在庄宗马前，陈情谏阻。庄宗非常生气，命左右随从，将县令带走处斩。有个名叫敬新磨的伶人，立刻带着其他伶人，追赶被押走的县令，然后，把他带到庄公马前，数落他的罪状说：“你身为县令，难道没有听说天子喜欢狩猎吗?为什么要纵容百姓辛勤耕种庄稼，按时缴纳每年的赋税? 为什么不让百姓忍饥挨饿，空出这里的田地，好让天子尽情追逐野兽呢? 你真是罪该万死！请皇上立刻下令行刑。” 其他伶人，也在旁边唱和。于是，庄宗大笑着，赦免了那位县令。
八、郑涉求看尸体
唐朝人刘玄佐，镇守汴州时，有一次，因为听信谗言，想杀掉将军翟行恭，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劝谏。
处士(没有任官职的读书人)郑涉，为人诙谐，善用隐语，见了刘玄佐，对他说：“听说翟行恭得罪了大人，大人借机要杀他抵罪，希望大人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翟行恭行刑后，能让在下我，看看他的尸体。” 刘玄佐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要看尸体？”
郑涉说：“我曾听人讲，受冤而死的人，脸上表情和普通死人不同。我平生从未见过，所以想见识见识。”
刘玄佐立即明白郑涉话中的意思，于是赦免了翟行恭。
（均据明代冯梦龙《智囊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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