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星期五

陆贽的道德操守

文/宇祥

,字敬舆,唐朝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幼年时即勤学、有操守,十八岁中进士,任翰林学士、。他恪尽职守,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也因此屡遭贬谪,但他坚持为民请命,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敢于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其论谏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与金石不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唐德宗即位后,泾原军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军阀朱泚率十万大军进行围攻,形势极其危急。陆贽上书《奉天论叙迁幸之由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应“接下从谏”,“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提出皇帝要远奸臣、亲近忠臣;广开言路;以德修身,去除自私之心等数条措施。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太宗从谏如流的风范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而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陆贽劝谏德宗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试官给予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指出如果滥施赏罚,“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

德宗在逃难途中,有大臣请求为皇帝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认为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陆贽还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了感动人心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特别宣布对那些朱泚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对兵丁百姓,实施赏功、减税、免征;并且宣布皇帝要节食省用,为全国作出俭朴的表率。该诏书颁布后,前线将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叛乱者纷纷倒戈、上表谢罪,唐室转危为安,陆贽被人们称为“救时内相”。

德宗在奉天之围解除后不久,感到私用不足,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存四方贡物,陆贽对德宗不敦行俭约的骄奢之情加以谏止,上书《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讲述了天子不应聚财:“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而叛之”。指出在奉天之围刚解除的情况下,此举还会引发新的祸乱。他赞扬了德宗初行的俭约行为,力劝德宗见善思齐,改过成德,废止私库,散财于公,不要贪物敛财,而应以天下为公,说:“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撤了二库,将其中的贡物还给了国帑。

贞元八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严重水灾,死亡二万多人,百姓流离失所。陆贽急急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赈灾。但德宗以“闻所损殊少,即拟优恤,恐长奸欺”,不肯赈恤。陆贽立即写了《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上奏,详细列举灾情,并写道:人君之道,当一心为民。虽居于九重深宫之中,忧虑的应是天下贫困百姓。如今水灾泛滥,延绵数十州。如怀疑谎报灾情,也应当遣使巡视核查,焉能置之不理?

陆贽倡导仁政。强调人君治国在于“明其德威”,而“致理之体”则应“先德后刑”。他主张约法省禁,反对密网严刑,认为法禁繁杂、科条严峻,会使“吏不堪命,人无聊生”;要做到“止塞绝讹”,就必须“削去苛刻”、“务于利人”。他主张信赏必罚,反对轻爵亵刑。认为行赏要“先卑远而后贵近”;行罚要“先贵近而后卑远”。如果“非功而获爵”,则是“轻爵”;“非罪而肆刑”,则是“亵刑”,这是导致国家衰乱的重要原因。陆贽重视整顿刑狱,朝廷派大臣到各地检查工作,他提出把刑狱作为考核重点之一,检查文书案卷的内容以考核听讼是否公正;检查监狱囚禁的盈虚以考核办案是否及时。要明辨是非,反对枉直不分,认为凡有举报,都应详细审察,弄清情实。此外,他在论罪量刑方面提出了据法原情、宽平执法、罪疑惟轻、胁从不问、鼓励改造自新等主张。

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任何馈赠。他的母亲去世,在三年的丁忧期间,各地藩镇都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一份未收。平日与官员们交往,总是一尘不染,如水之清淡。德宗知道后对他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他过于清慎廉洁,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但接受些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话却引出了陆贽两千多字的奏章,说明天子不该劝宰臣纳贿。陆贽说,公卿大臣之间的交往,难道一定要靠财物的赠送,才能说关系好?如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进一步指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他这篇义正词严的宏论,使德宗无话可说。

裴延龄是一个擅长阿谀逢迎、弄虚作假的小人,德宗却认为他善解人意,任其为户部尚书,掌握着国库的钱粮开支大权。裴延龄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利用各种手段敲剥取盈的钱藏在另一个库中,专供皇帝挥霍。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而陆贽却“独身当之”,上书《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论裴延龄奸蠹书》,列举了裴延龄诈伪乱邦的七大罪状。后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因直谏被贬为忠州别驾。

陆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供人们治病使用。他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体恤民生。他写了近万字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力劝德宗爱护百姓,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认为上至君王,下至士人其职责在于“志于道”和“喻于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源自《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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