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日星期二

基业日隆家道渐裕 古人的经营之道

文/郑孝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就包含了诚与信。无诚无以处世,无信无以立身。诚信是做人的准则,商业道德也以此为支柱。以信义为重,乃是商人中的诚贾、廉贾的本色。历朝历代也出现了很多诚信重义、富甲一方的商人,他们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结果“基业日隆,家道渐裕”。

的秤,十六两制,分别以十六颗星星作标识,前六两是南斗星六颗,再七两是北斗星七颗,最后三两是福禄寿三星,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福禄寿主福气、财富和寿命,古人的含义非常清晰,称量度衡关乎生死,缺斤少两,少一两折福,少二两折禄,少三两就折寿了。这把古人流传下来的、作为诚信标杆的秤,凝聚著传统的精华。

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应以诚相待。

范蠡经商 讲仁义道义信义

范蠡是历史上道商之鼻祖,史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其他史书中也概括范蠡平生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经商讲究仁义,从不唯利是图,对合作者,他谦和礼让,对雇工则慷慨大方;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还开粥场赈济灾民。在经商中,他和农民、商人年初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就按照年底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范蠡拥有商人、工匠和农民群体的众多人心,也就拥有大量稳定的合作伙伴。因为范蠡精诚合作,总成本也降低很多,最终达到合作互利的成果。

他也重信义。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渡过财政危机。

范蠡经商还“富好行其德”,十分讲究道德和道义。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一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

范蠡治国则国盛,治家则家富,还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宋代王十朋曾写诗“只与君王共辛苦,功成身退步逡出。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一人”来赞扬他。

儒商始祖 端木遗风

端木赐,字,孔门十哲之一。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端木也是中国儒商始祖。

《论语.先进》载之言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说的是子贡喜欢做生意,预测商情十分准。《?货殖列传》将他列为富翁排行榜第二。子贡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学出身经商致富的商界奇才。

子贡之所以能成为儒商的鼻祖,与他的道德、志向、 学识、修养分不开。他奉行“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雍也》第六篇第二十八章记载,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其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反映了子贡经商的道德情操与志向。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的记载,说他善于市场行情,东西贱时买进来贮存,东西贵时再卖出去获利。子贡就是这养一个善于观察市场、驾驭市场并从中获利的精明商人。

但是商人的趋利性并没有影响子贡对道德的追求,君子风范是子贡一生的追求。子贡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积极践行者和传播者。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始终伴其左右。

《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他认为做好事求回报不道德,拒绝国家赔偿他赎金。其仁德之心可见一斑。

清朝义商谢廷恩诚信无欺

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广东经商,以贩运崇仁特产苎麻(中国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为主,兼营生活用品。

在经商中,谢廷恩作风正派,诚信无欺。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便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腰包,但谢廷恩却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客人还钱。

谢廷恩对这个客人不熟悉,只知道他是某绸布店老板。他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家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

谢廷恩经商注重诚信,为人正派,只要是在谢廷恩处进的货,客人都十分放心,谢廷恩已成为行业的活字招牌,生意也就越做越大,不到20年,便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

仁爱之心 宽厚之德 经商成功奥妙

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标准,为人修身处世的行为基础。义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信人或以信待人,都是与义同在,依义而行。而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商人更是首当其冲,诚贾会以义为重。

一些杰出的古代商人深知,只有重商德,才能把生意做长、做稳、做大、做活,否则不管是否合理,一槌子买卖狠赚一笔,但信誉丧失,以后人们不敢再领教。

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富。”他说出这个道理,经商谨厚重义,可富而经久,合乎商人最大和长远利益。

经商重义,讲义必然以信为重,信可说是以义制利、循义经商的一种外在表现。“信近乎义。”把严守信用作为商道传承,是古代很多诚贾的传统。

明嘉靖间徽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另一个明朝徽商胡仁之,经营粮食,诚信不欺,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拒绝在米中掺假,表示决不赚这昧心钱、损害信誉。“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经商讲信,商人并不会吃亏。

在商道中,讲义讲信讲诚,皆出于孔子所说“仁者爱人”。有“商祖”之誉的战国时期白圭曾定“治生四德”,即智、勇、仁、强,更突出其中的“仁”字。他不压价拒收,不囤积居奇,以“知取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行“仁”术,重视扶植生产、调节供求。

清康熙间徽商吴鈵也秉承以仁心经商,并给其子立下十二字训言:“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教导后人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这是经商成功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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