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作者: 宁海钟 骆亚 
北京当局抛出的金融机构改革近乎尘埃落定，其中央行遭削权，相关人事也进行了“大清洗”。分析人士认为，金融领域过去由朱镕基、王岐山人马长期把持，形成“山头”，他们多为技术官僚且与西方关系密切，令习近平不安。但央行遭大改后沦为习的执行机构，问题更大，西方世界需要关注未来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央行人事大变 潘功胜地位尴尬
12月26日，中共人社部网站发布国务院人事任免信息。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任央行副行长；原农行行长付万军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免去刘国强的央行副行长职务。
财新网报导称，已满60岁的刘国强任副行长时分管货币政策等，被央行内部人士评价为“很有担当”。
作为中共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央行，近期人事大变。在号称有担当的刘国强退休之前，央行前高层郭树清、易纲先后卸任。
另外，近年央行遭受“反腐败”打击。去年前副行长范一飞、货币政策司前司长孙国峰遭调查。其中范一飞曾是王岐山当年掌管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孙国峰曾是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是货币理论专家，著有英文专著、中文专著。
目前中共央行领导层保持一正四副：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长朱鹤新，副行长张青松、宣昌能、陆磊。纪检组长是曲吉山。
潘功胜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曾在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他之前并非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在今年7月即将年满60岁时被任命为央行行长，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现在央行高层，除了潘功胜、宣昌能是“海归”，朱鹤新、张青松、陆磊都缺少和西方打交道的经验。
在中共党内的级别里，央行行长的级别，现在甚至低于央行过去监管的一些银行的行长，这是很奇特的现象。潘功胜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而朱鹤新则是中央候补委员。一些国营银行的负责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澍和中国人寿保险党委副书记、总裁蔡希良，现在在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地位也超过了潘。这些银行高层都是现届中央候补委员。
央行长期成“山头”犯大忌 习削权重整
虽然央行一直在中共国务院主持下运作，但其在金融事务上有权威。前行长周小川自2002年起领导该行长达15年，也与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内的外国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这批技术官僚在过去三十年的金融监管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过去由央行拥有的许多权力，正被中共新成立的监督机构接管，央行影响力已经减弱。当局今年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后者是意识形态控制部门。虽然中央金融委是总理李强任主任，但中央金融委办公室主任和中央金融工委书记都是由何立峰担任。
李强和何立峰均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曾是习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何立峰更早在福建时就是习的故交兼旧部，被认为是政治官僚，更接近习。何立峰被认为掌金融实权，身为总理的李强只是挂名。
北京还成立了名义上的国务院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即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的改版，以负责监管除证券业以外的所有金融活动。金融监督总局的局长李云泽以及四名副局长中的三人，都没有在西方留学过，并且缺少和西方打交道的经验。这个机构的主管领导同样是身兼副总理的何立峰。
工商银行网站10月13日一篇央行“三定”方案解读文章提到，今年3月印发的中共党国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划入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2月27日对大纪元分析说，王岐山、朱镕基人马长期把持金融领域。特别是周小川自2002年起领导该行长达15年，甚至与美国政要建立了联系。这种“独立王国”、山头，正是习近平当局的大忌，习不愿央行受西方影响太深并且让其它势力形成山头，所以央行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职能被大幅削弱，人事也出现各类异动。
不过李林一表示，被削权之后，在这种架构下，未来央行沦为习的执行机构，新行长潘功胜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中国经济政策会更僵化，问题会更大。
专家：习掌控金融 恐会出现很多致命性错误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12月27日对大纪元表示，正常的国家，中央银行应对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美国央行也是如此。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也采取西方央行的方式，所以周小川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共中央很难插足到央行里面。
黄世聪认为，过去中国所谓改革开放能够有一定成功，是因为有一批不错的技术官僚，他们曾长期留美，或者说有跟外国接触的经验，有实务经验，但是现在上来的这些人恐怕在这方面就比较少经验。由于习近平要求效忠至上，不搞西方一套，出身西方或是有西方思想的幕僚就不会被重用。
习近平上台之后，虽然前一段时间还是继续沿用旧人，但最近已经换上自己的人，他任用有经验的潘功胜，但在整个架构上面，央行行长略有点降级。
10月30日至31日，当局举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习强调必须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黄世聪表示，这等于习近平要直接管金融，未来金融政策由习这个“党中央”来决定。
“习近平削弱央行的比重、增加自己能够控制央行的能耐，意在把这个过去由红二代或是其它派系掌控的金融集团掌握在自己手上。”
黄世聪说，央行的高层人员需要相当的专业性，以美国央行来说，它的任务就是控制利率、控制物价、调节失业，各国央行都是在做这些工作，中国过去也不例外，譬如说货币市场不好的时候就放水，或是通过升降息、降准来调节整个市场的资金，考量点是市场的状况。现在习近平把金融掌握在自己手里，未来他要影响到央行的决策，央行的专业度就会遭到质疑。
“因为习近平的想法一定是政治优先、以维稳为主，或是说他在经济方面并不是非常懂，搞不好会出现很多很致命性的错误。这个值得大家留意，未来中国的风险来自于央行政策的不稳定，可能是外界评估中国未来投资展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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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聪还说，当局削弱了央行行长执行政策的能力，降低其在党内的地位，对于政策推行也会有相当大的难度。西方世界会认为，这对未来中国经济投下不确定性，世界各国的评级机构会不会因为央行改变运作给中国的评级更低？外国的投资是不是有钱也不敢再进来？大家都会先观察。
中德关系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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