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日星期二

算命不求人!古代9大算命术(下)(组图)

 作者: 孤客随笔采编

接续〈不求人!古代9大算命术(下)〉一文。


阴阳影响中国甚深。(网络图片)

五、五行术与八字预测

除儒释道三大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首推阴阳五行之说。阴阳家是诸子百家中极有影响的一家。

依照阴阳五行说,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化生,天地、日月、山川、四时以及君臣、男女、夫妇都是阴阳相生,而世间万事万物又都是由水火木金土五中元素或能量构成,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形成了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阴阳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解释历代王朝更迭,其影响最大的是“五德终始”。历史是按照五行生克的原理更迭变化的,是一个终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一)八字

当然,在术士那里,阴阳五行术的主要用途还是预卜人的命运,就是我们俗称的四柱命理,也叫批八字。“八字”也叫四柱(年柱、月柱、日柱、时柱),每柱两个字,上为天干,下为地支,正好八个字,所以称为“八字”。相传在黄帝时期,即由天皇氏制干支,伏羲氏作甲历,创建了中国的历法(太阴历)。从黄帝纪元起,经过七十八个花甲。一个花甲六十年,由天干、地支依序排列循环组合而成。

(二)天干

所谓天干,是指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个字,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干支排列组合,天干由“甲”起,取配地支之首字“子”,依序循环拾配,共得六十组不同干支的组合,称之一甲子(六十年),又叫一花甲。

天干地支分属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循环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循环相克,这样,根据生辰八字所属五行的旺相休囚,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刑冲合害。

人出生后呼吸第一口空气,这口空气所在时间的天体运行也就是所属阴阳五行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他走过的每一刻所属的阴阳五行,就是他的“运”,“命”、“运”结合起来就是他的一生。懂得八字预测的人,可以根据这个人每一时间的五行变化,来推测他的命运,这就是“八字预测”。

六、堪舆术(术)

堪舆也叫风水。风水术,就是风水先生根据一定的理论用以选择阳宅和阴宅以及如何修禳的术数。古人大都相信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深奥莫测的因果关系,因此在选择阳宅和阴宅时,都希望找到一块顺天应人,得地脉之吉利的风水宝地。

风水术也是一种很古老的方术。秦汉时期就有了以相宅看风水为业的堪舆家。古人相信人和水土、五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关于“风水”一语的由来,单从功能来说,风水学中也有个“藏风理论”和“得水理论”,这两个理论要求宅基地即要位于避风之处,也要靠近水源。

“风水”一名,即由二者化出,《濞经?内篇》说: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萌。盖生者气之聚,沉香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道也。——经日:“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在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风水大师看来,大气是一个循环系统,其表现形式有风、云、雨和地下水,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大气是生命之源,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世上“万物”都离不开它,人也一样。

为了满足“藏风”、“得水”这种功能,倾向于科学的风水学一般要求宅基地在结构上应当背山依水。这样不仅景观优美,生活也非常方便。所以,“风水”二字并不神秘,我们不要一提起风水,就神经质地联想到迷信上去。

七、占梦

所谓占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圆梦。解梦或释梦,术士根据人们梦中所历所见的事情或者物象,来预卜做梦人和与之有关的人或事的休咎。这种方术早在西周时期就很流行,周天子设有占梦官,为天子和诸侯占梦。

古人认为梦的性质有:虚幻性、怪诞性、变化性、超越性、满足性、宽慰性、自知性、不知性、短暂性、忽然性、不由自主性。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理论家对梦的特点的论述,还是集中于经验的描述,没有相应的理论框架。

占梦术流传了两千多年,对中国传统、学术、文艺、社会习俗等方面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了解研究占梦术,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如西汉时期,著名思想政治家贾谊就曾说过:“吾闻之,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政,大夫梦恶则修官,庶人梦恶则修身。若是,则祸不至。”把恶梦看成是上天对人们过失的警示,要通过改正过失修明政治来免除灾祸,这就是古人对占梦与政治、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在学术上,占梦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孔子说:“不语怪、力、乱、神。”但他也说过:“我真的衰老了吗?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看来孔子仍把梦见自己崇拜的政治人物周公旦当作一个吉祥的征兆,反映了他对梦的肯定态度,后世儒家学者多继承孔了这一态度,对梦认为是:“人之精神,与天地明阳流通,故昼之所为,夜之所梦,其善恶吉凶,各以类系。”认为占梦术不灵验不是梦境本身的过错,只是“占之不巧工也”。

八、谶语

《说文解字》云“谶,验也。”谶就是语言未来的符号,这种符号可以分为文字符号和图画两类。文字符号之类的谶又可以分为诗谶和谶语。

谶语的起源很早,《》中就有一些谶语的记载,最有影响的是“亡秦者胡也”这一谶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得到图录,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据说秦始皇以为谶语中的“胡”,指的是北方胡人,就命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以防亡秦之患。却不知道谶语中的“胡”另有所指,有人说是胡亥。

诗谶就是用诗歌的形式预言吉凶祸福等未来之事。诗谶的 作者大都是通晓文墨的文人学子。据说唐代诗人刘希夷,他的《代悲白头翁》诗有“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的诗句,他非常后悔,说这句是诗谶。一年后,刘希夷为奸人所害。

无论在古代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中,乃至小说中,谶语都不难见到。相传唐代李淳风曾作《推背图》谶书,有图有诗,唐以后各代运数和重要事件、人事变化。谶——包括谶语、诗谶、图谶——的存在,反应了部分人认为偶然事件背后存在着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

九、拆字


拆字,又称“测字”。图为会测字的算命先生。(网络图片)

拆字,又称“测字”,隋代名“破字”,宋代叫“相字”。拆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推测吉凶的方式,主要做法是以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打乱字体结构进行推断。

汉字属象形文字,一个字往往可以拆成几个字,古人常常用这种拆字法,来判断人事因果,预言吉凶祸福。据考证,拆字这种迷信源于汉代。后来,有以拆字为业者,称“测字先生”。

其方法是先让析疑者随手写一字,测字者根据该字组成或间架结构来发挥答疑。如清代周工亮《字触》载:杨王沂中,闲居微行,遇一测字者,王以所执柱杖就地一画,相者惊拜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当封王无疑。”测字者利用测字时的环境,把“土”借用过来,与“一”组成“王”字,预示所测人将要封王。

拆字还被广泛用于作诗、填词、撰联,或用于隐语、制谜、酒令等。《三国演义》对此有精彩的描写。三国时曹操手下杨修博闻强记,智慧过人。曹操曾选花园一处,竣工时,操前往视之,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书一“活”字而离去。杨修见了,就命令人把门改了。说:“‘门’中有一个‘活’字,就成了‘阔’字,大王是嫌门太大了。” 

古代国家设有卜人,是专门负责占卜的官。占卜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周易》占卜。《周易》以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来代表人间的各种复杂处境,并且为每一个卦与爻写下卦辞、爻辞,说明其吉凶悔吝。这一套占卦系统有其灵验之处,但是归结其原理则是强调修德的重要。

理由是:有欲望,才会有得失;有得失,才会有吉凶。如果降低欲望,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然后也就不会受制于吉凶之说了。

“止谤莫如自修”就是一句很好的话。修养到了一定程度时,自然可以逢凶化吉,正如“谦”卦代表谦虚,其六爻“非吉则利”。反之,若无任何修养,则难免招来别人的图谋与敌视,此时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因此,算命算的再好,算的再准,人却无所畏惧,没有了敬畏谦恭之心,往往会走向失败。

责任编辑:清净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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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转世纪实故事】西方轮回研究书籍介绍:《返璞归真》

教人畏惧的育儿风俗(图)

 作者: 李晓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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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统育儿风俗之抓周。(网络图片)

读《梁实秋谈吃》,看到这么一句,“小时候不敢在碗里留下饭粒,是怕长大了娶麻子媳妇,不敢把饭粒落在地上,是怕天打雷劈。”不禁让我追寻中国民间世代相传的一些育儿风俗。

比如,在日常饮食中,常常孩子,“惜粮有饭吃,惜衣有衣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现实中的说教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有位网友说,记事时姥姥就告诉我,饭吃干净长大有福,从此以后,我再没剩过一粒饭,就是吃饺子也要把碗里蒜酱抹干净,到现在20几年了。还有网友说,奶奶告诫我们,不可让碗中剩有饭粒,否则暴殄天物,会遭天打雷劈。

其实,这些说法一是体现了某种因果关系,因此是具有真理性的。

《集福消灾之道》就记载了这么一则恶报故事,明朝的张义方,非常富有,他拥有良田数百顷。每年收到大量的佃农租粮,堆积在仓库里。时间久了,仓库的粮食发生腐烂。他就命人把腐烂的五谷,丢弃到山谷里。他还曾用芝麻喂猪,用绿豆喂牛。但是,别人劝他拿出些粮食救济穷人,他却断然拒绝。正德六年,黄河决堤改道,他的良田变成了河流。于是在一夜之间,家产荡尽。张义方,竟然被饿死了。

因果关系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告诫人们为善,莫作恶。民间认为,自古以来,凡是任意的散弃浪费五谷粮食的人,多会遭逢到天打雷劈的灾祸,因为“民以食为天”。

二是利用了小孩子的畏惧之心。人是需要一些畏惧之心的,尤其是对神灵、对因果的敬畏。只有敬畏神明,人才不敢干坏事。

我家卧房里摆了两张床。有一天晚上关灯睡觉,先生累极趴在床上就睡着了,不一会发出“呼呼”打鼾声,声音非常沉闷。因为孩子不肯睡觉,我就随口对说:“变了。”没想到宝宝真的相信了,平生第一次有了恐惧感,她瞪着黑黑的看着我,若有所思。我说,“你去拍拍爸爸,拍醒了大就走了。”宝宝不敢动,说:“妈妈去拍拍爸爸。”我突然明白,老人们经常哄孩子用的“天黑了,睡觉了,老猫来到家后了”,原来这里的老猫就是指的大老虎啊!

老人们常说天黑了不要出去啊,可能有另外空间不好的生命对小孩子不利,绝不是的教育所批判的单纯是为了吓唬小孩子。如此一来,按时睡觉还能保障大人和孩子充足的睡眠。本来每天晚上宝宝都要从这个床蹦到那个床折腾很久,那天因为害怕“大老虎来了”没有动,抱了一会就乖乖入睡了。

小孩子时,告诫她饭不能泼洒在地上,不能踩到饭粒;如果有饭粒不慎掉到地上,要捡起来。不能糟蹋粮食,会雷劈呢!并且问“怕不怕打雷?”一听打雷她怕得让人抱,就不再和弄粮食了。

民间传统习俗中,小孩禁止吃鸡腹腔里掏出的“未见过天地的蛋”,其它禽类腹腔里剥出的蛋也禁止吃,也不给吃腹中胎儿,甚至果树第一次结果(称为“头果”)也不能吃。说是“吃不好(含怜惜意味),会背过失”,意思是要背负孽债。

俗话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盼母归”,不能吃腹中蛋、胎儿和头果,表现了索取自然要有节制,不能吃干打尽,不能做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事。体现了尊老爱幼的品质和敬畏自然的精神,其中也蕴含着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朴素道理。

小孩正在吃饭时,即使有多大错,也不能打骂,因为吃饭为大,“雷都不打吃饭人”,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观念。

民间认为,在这些消失的育儿风俗中,蕴含了教育小孩成长的朴素道理,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和育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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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风正义:除盗护商救女,死后成神显灵

作者: 齐整升 来源:

明代,汪十四,河南新安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他为人慷慨激烈,骑马射箭,有北方豪士风度。当时游历西蜀,蜀中山川险阻,盗贼成群,凡经商往来于道路的,每遭抢劫。那些棒客(押送货物的一般苦力人)听到汪十四的名声,都团团围拜在马前,请求作他们的“护身符”。汪十四答应了。于是伙同几百人,拥着马匹前进。听到山上响箭的啸声,汪立即弯弓发射,箭尖相碰,都从空中掉下来。所以山寨中的贼人,非常怕他,丝毫不敢侵犯。商人们都得到几倍的利益。而那些盗贼,一天比一天穷困,心怀怨恨,却又无可奈何。

干了几年,汪叹息说:“我老了,不作还乡打算,赌一弓一箭的勇力,跋涉山川,在猿猴戏弄、豺虎横行的地方,来博取高名,不是大所宝贵的。”因而决计回乡。

回乡后,以种植果园,自寻乐趣,绝不打听户外的事情。而过去往来于山中的人,尽被抢掠,山路无人敢走。于是,人们狼狈地奔往新安,围拜于汪家门外,说:“请求壮士再去西川,使我们弱的变强,穷的变富。让那些盗贼,对旅客们不再横行霸道。请汪壮士,再显侠风正义,能答应吗?”这时,汪十四雄心还在,于是满口答应说:“行!”大笑出门,拿着弓箭,并马而去。重山叠岭之间,又能看到汪的马迹了。

盗贼寨主们听到了,都很吃惊,谋划如何来战胜汪,他们举行仪式,祭拜山川雷雨的神灵,并说:“请神灵帮我们除掉汪十四!将来我们一定用汪十四的脑袋,摆在鼎镬和砧板上,来回敬致谢!”于是选铁骑数人,扮作商客,杂在商人的队伍里,向前走去…

汪十四一行商人,不知隐情,在接近贼寨时,忽听箭声响成一片!汪正要弯弓射箭,后边来了一人,手拿快刀,向弓弦砍去,弦断箭落,汪一时措手不及,于是被擒,绑到山寨里。汪十四看见匪徒们都拿着财物,彼此道贺,他们心眼里,只注意去劫掠汪所保护的商旅,暂且把汪关在一间空屋里,捆好手脚不让动,等到日落时,再取汪头,以酬谢山川雷雨的神灵。

汪闭目沉思,心绪茫然。忽听一声响,汪睁眼一看,见一美人,对着他笑了笑说:“你的确是豪杰,怎么被捆在这里?”汪又气又可怜她,说;“不必多嘴!你能救我就救,娘子军没什么当头!”

美人说:“我是想救你。只怕救你之后,你象饿鹰怒龙一样,飞腾天外,而我孤单一身,落得婉转娇啼,成为帐下之鬼,我将怎么办呢?”

汪说;“不对!你救得我,我决不丢下你,那也太缺德了!我来往百万军中,空如无人,何况小小贼奴,他们能阻挡我吗?”他们彼此相互有了信任,情绪慷慨激烈。美人立刻用佩刀,割断他身上的绳索,把他放开。汪来不及道谢,看见屋旁有刀剑弓箭,全部拿了过来,左揽美人,右使兵器,穿行数百步,碰到二匹骏马,于是各自骑上,驰去。

贼人听到了,飞马追来,汪大声说:“来吧,我射你!”贼人应弦而倒。连射几十箭,几十人都被射倒。贼人终于无可奈何,只好放他们二人走了。

这时,汪在马上,问美人姓名,美人掉泪说:“我是官宦人家的姑娘,父亲任秘书省给事中,现住京城,今年携带眷属去京,被贼人拦劫,我的老娘和侍女们,都遭毒手,单独留下我,备受污辱,无法启齿。我之所以不死,只想见到父亲,可以无恨。又私念世上或有大豪杰,能救人于虎穴,所以拖延到现在。今天幸遇明公,如能一拜家父,我就可以从容辞世了!”

汪说:“我之所以不死,是你所赐与的。京城虽遥远,自当拿着雨具行杖,护送前往。”于是陆上乘车,水上行船,奔走几千里,一同起居饮食,不只一天,丝毫没有轻浮之意。终于将,送还给她父亲,再从京师回新安,以度晚年。

等汪老死时,乡人称颂他生平奇节,立庙祭祀,称为“汪十四相公庙”。凡有祈祷,无不灵应。百姓敬信他已成神。春秋歌舞,血食不衰。

(本文的原作者为徐士俊,明代仁和(今杭州市)人。字三有,号野君。擅写乐府,著有《络水丝》等剧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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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游世界36集–垦丁国家公园

诗中有画:荷笠带斜阳 青山独归远(图)


刘长卿(709年-780年),。(网络图片)

唐代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赏析

暝色苍苍的竹林寺,晚钟阵阵,一抹斜阳下,几重青山外,远行人渐行渐远。全诗纯为写景,恍如图画,可谓诗中有画的佳作。

灵澈上人大概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诗僧,俗姓杨,字源澄,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家的本寺就在会稽云门山云门寺。竹林寺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是灵澈此次游方歇宿的。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前二句想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明时已黄昏,仿佛催促灵澈归山。

诗人出以想像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重在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后二句即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西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西元761年(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着,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亦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讬。方回评其诗“细淡而不显焕,观者当缓缓味之”;方东树评其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余味不尽之妙矣”。从这首小诗中,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特色。

静景与动景结合巧妙。诗的一、三、四句,写的是静景,二句写的是动景。动、静互相衬托,互相映辉。古寺、斜阳、青山等静物一经渲染,令读者对钟声这一动景印象犹深,仿佛耳旁久久地萦绕着那悠扬的响声;反之钟声从远处传来,更显出郊野的宁静肃穆,而此时,诗中人物的离情别绪更强烈了。这就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写景与抒情妙合无垠。全诗四句,句句写景,也句句写情,尤其是后两句,乍看好像是写郊野向晚的景色,实则蕴含着诗人的无限情思。“荷笠带斜阳”一句,最易误解为纯属自然景物的描写,无甚用意。其实不然。 作者写斜阳经天,不是光照山峦火树,而是映现于荷笠者一身,是为了突出“荷笠”这一人物形象和整个画面构图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的专注。画面上的光束、景物,是和送别之情紧密相连的,这就不仅是景物的烘染,时序的变换或感情的陪衬,而是对全诗的立意、构图、设色和抒情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首诗正是既写景,又抒发胸臆,注意景物选择和人思想感情的协调统一,使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和谐合拍,故能把感情表达得更含蓄、更贴切、更完美。

责任编辑: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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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日星期一

中国的阴阳合历与二十四节气(图)


我们所说的,正是我们传统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网络图片)

将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去申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既非常合适,又别出心裁。如今申报成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新贡献,实属可喜可贺。估计想进一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人也会渐渐多起来。

日历中的两套历法

如今在中国及中华文化圈中,我们日常所见的日历(月份牌)上,往往有两套历法系统同时呈现。一套是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历,即格里历,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日程,都使用这套系统。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日历上还标注着农历。要不是和节日及对应的放假有关,许多人其实根本不关注农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也确实可以完全不考虑农历。

许多人知道,农历的月初总是对应着新月,农历的十五或十六总是对应着满月。但因为人们通常并不关注农历,所以相信还会有不少人并未注意到我们日历中的这个特点:新月和满月在公历的日子中似乎是随意浮动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但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子却相当固定,在通常情况下,至多出入一两天:例如每年夏至总在公历6月21日左右,每年冬至总是在公历12月21日左右。能够清楚解释上述特点形成原因的人,相信就更少了。

世界历法三大类型

在我们日常话语中,公历常常被称为“阳历”,而农历则常常被称为“阴历”。将公历称为“阳历”确实没什么问题,但将农历称为“阴历”,其实是错误的。

世界上的历法有三大类型:一是阳历,就是只考虑的周年视——其实是的周年绕日公转造成的,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就是如此,一年的长度是365.2422日。二是阴历——真正的“阴历”只考虑月亮的周期运动,这样的历法今天伊斯兰世界仍在使用,即所谓回历,一年的长度,平年为354日,闰年为355日。三是阴阳合历,相对来说,阳历和阴历都比较简单,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历法却比它们都要复杂,因为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

所谓阴阳合历,就是既要考虑月相的符合,即新月在初一,满月在十五,又要让一年的平均长度仍然为365日多一点(和公历的年长接近)。这样历法中,就必然会同时容纳阴历和阳历两种成分,并且要将它们调和起来,所以比阳历和阴历都要更为复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余部历法,都是阴阳合历,这在世界其他文明中是难以想像的。

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

而此次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二十四节气,正是我们传统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是对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实际上是地球的周年运动)的描述,所以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子才会如此固定。

二十四节气首次完整出现于汉代《淮南子?训》,其中部分名称则已出现于先秦典籍中。二十四节气很有可能是从初民对物候的记录发展而来的,因为每年的物候变化正是地球周年绕日公转造成的,所以物候变化与太阳周年视运动是对应的。在传世历法中,每逢列有二十四节气表时,常将“七十二候”与之对应,附于每节气之下,每气三候,这明显提示了二十四节气的  来源与先民的物候观察大有关系。

二十四节气体系成立之后,对节气的推求又精益求精。开始时只是简单地将一年的时间作二十四等分,每一份即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的时间完全相等,这样划分出来的节气称为“平气”。后来古人发现了太阳周年运动有不均匀性,即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并非匀速运行,而是有速度变化的,因此“平气”并不能准确反映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乃改为将天球黄道作二十四等分,太阳每行过一份之弧,即为一节气;因太阳运行并非匀速,所以每一节气的时间也就不再精确相等,而是有所参差了,这被称为“定气”。

“农历”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如上所属,将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称为“阴历”固有不妥,实际上“农历”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在因为不存在另外的历法,我们的阴阳合历是中土大地和周边属国行用的唯一历法,自然没有在名称上区分的必要,所以就用一个“历”字(有时也写成“历”)来称呼。

进入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签署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改用阳历令”(这份命令的文本上真的有“天字第一号”字样),从此中国有了两套历法,这就需要在称呼上有所区分了。西方进来的公历也称阳历,中国传统历法则经常被称为“旧历”或“废历”。围绕着“旧历”要不要废除,有过许多争论,但事实上一直未能废除。不过到此时仍然没有“农历”这个称呼。

将中国传统历法称为“农历”,应该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名称的  来源,显然和下面的观念有关——认为中国古代历法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个观念后来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已被许多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历法是为农业服务的?

“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问题首先出在对历法内容的想当然的假定上——想当然地将古代的历法与今天的月份牌(学术性的名称应该是“历谱”)混为一谈。月份牌上印着日期和季节、节气,而农民播种收割是要按照时令的,所以历法是为农业服务的。理论上的逻辑似乎就这么简单。

然而,古代中国的历法,绝大部分内容与编制历谱无关。对此可考察有代表性的典型历法以证明之。

中国传统历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但第一部留下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为西汉末年的《三统历》,这被认为是刘歆根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就基本内容而言,《三统历》实已定下此后两千年中国历法的大格局。故不妨先对《三统历》的结构内容略作考察。

《三统历》的六章结构

该历载于《汉书?律历志下》,分为六章,依次如下:

第一章为数据,称为“统母”。共有数据八十七个,其中约三分之二与行星运动有关。这些数据都是后面各章中运算时需要用到的。许多数据都被附会以神秘主义的意义,比如“十九年七闰”法中的十九,是“合天地终数”而来(《易?系辞上》),等等。

第二章称为“五步”,依次描述五大行星的视运动规律,将每颗行星的会合周期分为“晨始见”、“顺”、“留”、“逆”、“伏”、“夕始见”等不同阶段,并给出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以及每阶段中行星的平均运动速度。

第三章为“统术”,推求朔日、节气、月食等与日、月运动有关的项目。

第四章为“纪术”,系与前两章有关的补充项目。

第五章为“岁术”,推算太岁纪年及有关项目,将十二次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给出二十八宿之每宿度数等资料。

第六章称为“世经”,是据《三统历》对上古至西汉末诸帝王所作的年代学研究。这部分实际上已不属历法范围,至多只能算历法之应用而已。

整部《三统历》中,与编制历谱直接有关的,只是第三章中的部分内容,在整部历法中所占比例甚小,位置也不是最重要的。

《大衍历》

笔者还曾考察过中国历法史上极为著名的《大衍历》。《大衍历》于唐开元十五年(西元727年)由一行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法之一,该历的结构成了此后历代传统历法的楷模。

笔者的统计表明:整部《大衍历》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内容与农业有关。如果“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还有正确成分的话,那这种正确成分所占的比例,至多也就是百分之五而已。

通过对《三统历》和《大衍历》结构内容的考察,可知中国古代历法主要成分为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描述,主要目的在于提供预推此七大天体任意时刻位置的方法及公式,至于编制历谱,特其余事而已。这一结论对于古代中国历法而言,可以普遍成立。

古历与农业有关是对节气推演

月球及五大行星,它们的运行情况和农业生产有关系吗?显然迄今为止还只能作出完全否定的答案,只有太阳和农业有关。古代历法中唯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分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推求,但对节气推求之精益求精,则又与农业无关了。指导农时对节气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精确到一天之内已经完全够用。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已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故“定气”对指导农时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至于将节气推求到几分几秒的精度,那对农业来说更是毫无意义。例如,自隋代刘焯提出“定气”,此后一千年间的历法皆用“定气”推求太阳运动,却仍用“平气”排历谱,就有力说明精密推求节气与农业无关。

被用来支援“历法为农业服务”说的,还有《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但其实所谓“观象授时”或“敬授人时”,其本义绝不是指“安排农事”,而是指依据历法知识,安排统治阶级的重大政治事务日程。

这样看来,常用的“农历”这个名称确实也不确切。当然,因为约定俗成,继续沿用也不至于带来多大问题。如果要追求确切的表达,则还是多用几个字,称为“中国传统历法”,更为无懈可击。

历法?历谱?历书

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月份牌之类,即为历谱,此物古已有之,比如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历谱。历谱初时仅排有每月日期、每日干支及个别历注,后来由简趋繁,于每日下加注大量吉凶宜忌等内容,篇幅数十倍于最初之历谱,遂演变为历书。典型的历谱与历书(如元光元年历谱与宋宝佑四年会天历书)之间区别极为明显,不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问题出在“历法”一词,这是今人常用的说法。从表面上看,该词应是指编制历谱、历书之法,但这样理解只能是部分正确。今人通常将历代官史中《律历志》或《历志》所载内容(律部分自然除外)称为历法,而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可以说与历谱或历书的编制并无关系,或者说,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并非编制历谱、历书所需要。

此外,今人又常将历谱、历书也称为历法,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而古人往往将历法、历谱或历书统称为“历”或“历术”,虽较含混,从概念上来说倒反而无懈可击。在学术话语中,今人通常习惯使用“历法”一词,指称历代官史中《律历志》或《历志》中所记载的有关内容。中国古代历法实际上是工具性质的数理天文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calendar,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词汇来表达,更确切的应该是“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

至于历谱与历书,则可以作明确区分:由历日及干支等构成的简单表格称为历谱,注上了宜忌之说的称为历书(即所谓“具注历”)。一份历书中必含有历谱成分,而一份历谱则还不足以构成历书。

责任编辑:云淡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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